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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派”到“改革派”
2018-04-07 10:30:06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报

1902年1月,康有为复信赵必振,谈及这些年来的思想转型。戊戌年前,“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此即“保中国不保大清”,可谓典型的革命思维。戊戌年中,他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意识到“圣上之英明”——信中说,他开保国会的时候,还不知“圣主之挺出”,军机章京陈炽告诉他:“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他答曰:“此真军机颂圣之言,吾不信也。”待他觐见光绪,“既见圣明,乃知出于意表”——而且光绪愿意“决开议院,授民以权”,使他感恩涕零,愿为效死,从而转向改革。他还谈起谭嗣同的经历,谭嗣同接到军机章京的任命,从湖南到北京,在武汉中转之时,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这则有些“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思,只要能行民权,救中国,自下而上革命与自上而下改革,皆可一试。

信中还提到,当时只有他和谭嗣同明白权变之理,属于“得乎时者”,其余同志“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旧论者,民权也,革命也。变法期间,他给在日本神户《东亚报》供职的侄子康同和写信,称“……圣人发奋为雄,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我现奉旨专折奏事,此本朝所无者),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有,此千年之嘉会也”,告诫康同和等人:“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而于偁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此说亦可勿谈。且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1898年7月19日)从这番谆谆告诫来看,此时他的同志依然在高谈民权,“大为满人所忌”。是以他对赵必振说,戊戌变法的败因可分作两层,“虽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

关于康有为从革命向改革的转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提出另一种解释:

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 (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 ,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其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大意是,康有为转向改革,不仅出于“感今上之恩”,还出于对国情的判断,由于“民智未开”,不宜即刻推行民权。这连马后炮都谈不上,而是典型的政治谎言。戊戌年前的康有为,一直在高呼民权,主张“骤予以权”。不过,梁启超有句话说对了,“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这的确是康有为的权变。由此亦可知,哪怕康有为得到了光绪的赏识,其目标还是民权。

与此相应,我的一个推断是,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派,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旧滞留于革命阵营,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将推向改革派投身革命洪流,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

康有为的转向,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其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遂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斡旋之下,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事宜。陈少白“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则答道:“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这可视为对革命的明确拒绝。

然而,康有为一面拒绝革命党人的邀约,一面依旧使用革命方式。1900年夏,唐才常在汉口筹划自立军起义,背后主谋正是康有为。尽管康有为接应不力,构成了起义失败的一大原由,却不容抹煞其领袖地位。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曾提及一个细节,唐才常策划起义之时,仿哥老会开立山堂、发放布票之法,发行“富有”“贵为”两种签票,以为入党标帜,票中分嵌“有为”二字,尊崇康有为之意,一目了然。此外,起义前夕,唐才常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人在上海愚园发起中国国会,其宣言主旨,一是“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二是请光绪复起,“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这两点看似矛盾(章太炎当场表示不满),实则反映了当时康有为的政治心态,一面要反清,一面要保皇,正徘徊于革命与改革之间。

对于自立军起义,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素志尚在,未尽澌灭”(《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素志,即革命。然而,恰是此次起义失败,致使康有为彻底放弃革命。1902年5月,康有为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驳斥其同志“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的铁血主张——章太炎读后大怒,这才有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檄文——窃以为,直至这一刻,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从此固执己见,不再变易,哪怕时代被革命的浪潮所席卷,哪怕改革只剩下一个脆弱的空壳,哪怕皇上已死,大清已亡,他也垂垂老矣,依然在保皇的破旧旗帜之下抱残守缺。

李敖说,命运之神把康有为与慈禧太后硬铸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正一反,有荣有枯,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纵康有为一生,都无法突破慈禧统治的时代,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先知,却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古董。倘若以人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是慈禧,以事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则是戊戌变法。如前所述,戊戌变法成也康有为,败也康有为,同时不妨说,康有为成也戊戌变法,败也戊戌变法。所谓败,即限制,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讲,戊戌变法限制了康有为的想象力,既是他的光芒,也是他的重负,压迫他,禁锢他,使他的后半生渐渐趋向保守。至于成,不仅表现于正面,如我们的正史所述,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一生事功的巅峰;还表现于反面,不难想见,假如没有戊戌变法,以康有为的志大才疏、轻世傲物,从事革命之路,会是什么光景与下场,他从革命渐渐转向改革,不是对改革的成全,而是对他自己的成全,要言之,戊戌变法固然失败,他却堪称最大赢家:用自由与鲜血书写的改革悲剧成就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政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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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