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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柽:与虎谋皮
2017-05-06 09:40:19 来源:中国经营网

前文说罢善耆,再说他的幕僚程家柽。

程家柽可不是一般革命党人,而是元老、党魁一流人物。论革命时间,1899年,他到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农科,当时留学生不足两百人,以保皇为派系,以维新为主流,他则独树一帜,鼓吹革命。论革命资历,黄兴、刘揆一的革命思想,由他启蒙;钮永建、吴稚晖认识孙中山,由他介绍。论革命地位,同盟会起草章程,他是七位起草人之一,同盟会选举领导机构,他被推为外务科负责人。论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他不仅追随甚早,而且出力甚多,据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正发表演说,有人突然质问道:“他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孙中山“不知所谓,默然莫对”,此刻,程家柽“越席而言”,为孙中山解围:“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唯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以帝王民主也。”由此可见他的捷才和勇气。

后来张继论革命之功,把程家柽与孙中山、黄兴相提并论:“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程家柽字韵荪)组织革命者也。”“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

这么一位老牌革命者,为什么会投效于肃亲王善耆门下,担任家庭教师和幕僚呢?这得从程家柽为同盟会规划的三策说起:

一、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

二、遍植党人于各地,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

三、于边疆粤、滇各地,时揭义旗,摇撼腹地之人心,令清廷有鞭长莫及之患。

这三策,并无上中下之分,而是平行关系,讲究齐头并进。程家柽回京执教,进入善耆幕府,正为施行第一策而来。1906年2月,他收到京师大学堂农科教授之聘,同志闻讯,纷纷劝止,此时之北京还处于吴樾所制造的暗杀阴影之下,朝廷对革命党严加防范,如临大敌,外地人进京,如果没有辫子,便可能被警察指为革命党,程家柽身为革命领袖,也许早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岂能奔赴险地,自投罗网。他却觉得机会难得,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任,“夷然以入国门”。

彼时如程家柽这般,主张内外夹击,上下互动,以推翻政府,还是有些同道,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杨笃生。据章士钊回忆,留日时期,“……彼等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笃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动尤其矜谨。”

相形之下,程家柽与蔡锷的行事风格更为接近,一般老成持重,一般计深虑远。留日初期,程家柽连革命之名都不愿承担,而讲究“事务其实,弗惟其名”,孙中山好言革命,结果“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他还是期望“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二人的区别在于,蔡锷为政府效力,目标在于攫取军队,对“大政治家”毫无兴趣,程家柽则致力于后者。

杨笃生是一个矛盾体。其人出身维新派,曾任时务学堂教习,后入瞿鸿禨幕府,这段经历,使他改宗革命之后,心底依然残存一丝改良的幻想。所以他一面主张革命排满,制造炸弹,推行暗杀,以慈禧太后、载沣、铁良等为对象,号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另一面,则与瞿鸿禨、端方等朝廷重臣眉来眼去,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曾随团(一说是卧底),后来他给端方写信,一口一个“宪政萌芽,明谕昭垂”,对于预备立宪,似乎不无认同和期待。倘用今天的话来讲,杨笃生可谓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其精神分裂,不只是时代局限,有时正关乎人性。是故,杨笃生的踪迹并不限于晚清的黄昏,而蔓延至后世,随时代的变迁改头换面,大行其道。

程家柽与杨笃生的区别在于,后者游说“大政治家”,企图推动改良,前者对改良不抱希望,结交朝廷大佬,则为将他们拉进革命队伍。这两项工作,一个难过一个。期待政府主动改良如痴人说梦,期待高官投身革命则似天方夜谭。

彼时还有一人,与程家柽声应气求,不仅想程家柽之所想,甚至行程家柽之所未行。此人即章太炎。1907年,他致信善耆,提出二策,“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二即邀请善耆加入同盟会:

……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

善耆自然不从。他遣程家柽致意同盟会,称“不愿入盟,但愿相助”,至少一半是客套话。其相助以金钱,目的则在消弭革命。当时清朝高官,资助革命党,不乏其例,不过无论善耆还是袁世凯,没有哪个人真正认同革命。大体而言,给革命者送钱,用意不外乎两种,一是收买、软化革命者,二是把革命的祸水引向其政敌。

再说程家柽。自1906年投奔善耆,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五年,他的工作,可谓与虎谋皮。就结果而论,不能说一无所得,冯自由为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作补注,曾列举程家柽的革命贡献,如湖北日知会之狱,刘静庵等人从死刑改为终身监禁,黄复生、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等,皆有赖程家柽的斡旋,程家柽则借力于善耆,甚至直接盗用其名义。倘若论功行赏,善耆与有荣焉。

但是,程家柽接近善耆的初衷与主旨,终归未能实现。不消说成为向程家柽允诺的“革命先驱”,善耆对革命的态度,从同情转向防备,恰恰发生于程家柽为其服务期间——当然这不宜归罪于程家柽,而是时势使然。汪精卫被捕之时,程家柽还能以“民族之义,深入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等辞令,从正面游说善耆,后来只得换作一种麻痹的方法,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失败,两广总督张鸣歧电告民政部,称革命党人尽数北上,善耆与程家柽谈及此事,程家柽笑道:“党人戮者大半矣,余则尽走东南洋耳,海内寥寥,无足惶吓。”由此可见善耆对革命的恐慌和敌视,这才是他的真实面目。

这一年底,程家柽曾遭到日本人须佐橘治的刺杀,刺客的武器为其所夺,仓皇逃去,他也随之离开北京。事后获知,悬赏一万五千金,派遣刺客取程家柽性命的黑手之一,就是善耆。

作者为法律学者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羽戈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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