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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魏源在日本
2016-09-12 12:25:28作者:徐瑾 来源:中国经营网

  鸦片战争往往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各有表述,但是其中很多历史细节耐人寻味。有论者指出这对于中国是一场局部战争,对于日本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全局战争,是举国体制的日本对抗各行其是的中国,其结果也使得中国遭遇重创,尤其是这样的打击来自邻邦,“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事实上,19世纪的日本对中国的遭遇,一直报以深刻的危机感,中国的开放及其遭遇的挫折,日本人一直高度关注,其间甚至也有中国人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有“无意识的贡献”。

  在中英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曾经做出一个不无惊悚的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而历史学家也认为,“日本的沿海能在1839年免受外国武力威胁,这是德川幕府的至幸。它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使得幕府专注于国内经济的恢复。”

  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幸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标志事件,也改变了亚洲的历史。当时日本幕府还是从荷兰船长的情报中,得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德川齐昭预言的失败不仅没有打消日本的危机感,反而引发很多讨论,被视为即将而来的“警告”。

  我们知道的很多中文现代词汇来自日语,比如“权利”“权威”“权益”“主义”“革命”等等,不过中日间现代交流并非完全单向度的。历史总是由不同的片断构成,整齐划一的简化结论往往并不适用,正如日本江户时代未必如同想象中那么一味闭关锁国,而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无不影响。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现实的走向,“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另一方面则涉及理念的传播,从中国人著作到汉译“西书”,这对于江户时代汉学大有影响,进而对于日本近代化产生其影响。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的流传。鸦片战争败北之后,林则徐于1941年革职充军,远赴伊犁,据说是在临行前的一次长谈后,他将自己收集的关于西方情况的《西方志》资料交付给好友魏源,而后者在此基础上扩编而成编《海国图志》,此后不断增加,1852年已达100卷,80万字,不仅涉及多个学科,更着力介绍海外地理与社会制度等。

  这本书在历史课本中也被提及,不过在强调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之后似乎就渺无声息,但是在日本这本书却引发诸多讨论,比如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一方面将魏源称为“异地的同志”,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国的遭遇明白了力量的东西转移,“方今世界,仅以和汉学识,业已无能为力,如不总括五大洲,宏大经济,则难以应付”,立意日本要步入“世界第一等之强国”,这与日后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著名的《脱亚论》不无关系。

  根据日本学者大庭脩的研究,《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在1851年,首批仅三本,初期有涉及西洋内容还被视为禁书,船上的书籍底账可以一窥当时的变化:首批被记载“此项内有御禁制文句”,后来需求则越来越大,“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随后两年之间,《海国图志》被翻印了超过20个版本。

  大庭脩认为,“这种观念的转换恰好反映了决策者与下位者对时局认识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著的另一本书《圣武记》1844年传入日本,亦颇受好评,增田涉遗著《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中说《圣武记》对日本人的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一本描述鸦片战争期间乍浦人对抗英军的《乍浦集咏》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却产生抄刻本,由此也可多少看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对于中国的关注,除了自身利益,也带有同情色彩。但是这种情感并不能持久,随后对中国人沉迷鸦片,态度上却逐渐看不起,甚至开始期待从中分得一杯羹。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徐瑾

徐瑾,“资深”85后,FT中文网财经版块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经济,希腊语原意为管理家庭事务,中文则引申为经世济民。经济人,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应是其终极关怀。本专栏留心财经事件背后的人与事,立意将经济理论作为普遍常识加以推广。个人微信公号econhomo,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等,其中《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入选“2015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