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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一带一路”要少些拍马,少些作秀,少些“注解式赞歌”
2016-09-30 13:48:53 来源:中国经营网



  本报上期发表了学者雪珥的调查式报道——《风景与风险: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关于“一带一路”是高腐败带、高风险路及应对之道,“雪珥观天”近期将摘刊),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热烈。雪珥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一带一路”我们必须去,但要考虑好怎么去的问题。他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不回避、不害怕、不轻视的“三不态度”。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掀起的舆论大潮中,从风险与准备的角度发表自己见解的并不多,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仍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雪珥。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致力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分析晚清大改革的《国运1909》受到各方关注,多次再版。这一次,是什么动机,促使你转入到现实的“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中去?

  雪珥: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研究围绕着两个方面:一是你刚才提到的改革史,二是战略史,后者的重点在海洋战略和西进战略。这两个重点,正好与“一带一路”相吻合。

  海洋战略史方面,毕竟我身处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相邻,那里本是历史上华人移民拓殖的重点区域,便于观察中国海洋战略历史发展。近几年,我每年冬季也会在海南待上一段时间,近距离地与身处第一线的渔民等有所接触,尤其在最为深入南沙海域的潭门镇,得到不少启发(参阅雪珥文章《放牧南沙:一条经略南海的商界思路》,中国经营报2013年3月16日)。我还担任了“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得以结识一群优秀的一线学者。

  西进战略史方面,这几年我花了不少精力,研究清代以来中国的新疆、西藏政策以及与中亚、南亚次大陆的关系史,侧重于历史对当下的政策借鉴意义。仅2013、2014年,我就8次入疆,其中深入南疆地区3次,还担任了南疆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塔里木大学”的特聘教授。

  无论是南海课题、还是新疆课题,因为着眼于政策研究、实务研究,而非学术研究,实际上融合了“改革史”与“战略史”。

  中国官方提出“一带一路”并大力推动之后,媒体与学界都很热闹,但我感觉,大多数还是唱赞歌为主,只是学界的赞歌比媒体的更多了点技术含量,算是“注解式的赞歌”。大多数笔墨都在论证愿景的美好与伟大,却似乎不很关注如何连接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那些侧重于技术操盘层面上的研究,似乎尚未被主流舆论所关注。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把 “一带一路”当作争取或者争夺经费的一个新工具,“瓶子”与时俱进了,“酒”却依然如旧,这大约也是中国学界的老常态。

  《中国经营报》:不只是学界,政府和企业似乎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

  雪珥:对。地方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响应很热闹,一些还推出了经由新疆联通欧洲的所谓“X新欧铁路”,甚至花了大量公帑造势以争夺丝路起点的称号。遗憾的是,还可算是实务层面的各条“X新欧铁路”,地方政府只是大赞其美好愿景,很少提及实际经营成本与效益,以及中长期经营思路。而据我所知,这些“X新欧铁路”至今几乎没有盈利的,都在赔本赚吆喝。更深一层的是,这种吆喝究竟是给谁听呢?显然不是市场,而是领导。我不客气地说,这依然是官僚主义的惯性,用一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学舌以及成本高昂的作秀,猎取“紧跟”的官场红利,这既不利于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更不符合实干兴邦的要义。而在各条“X新欧铁路”上,目前真正要考虑的,可能并非建路(路早已有了,无非需要在硬件和软件、如通关上升级),而是拿什么货物去填充这条成本并不低廉的路。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