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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号令:别让大富豪跑了
2016-09-16 13:24:20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行商”们在后花园“烧”了不少钱,以此维护脸面、展示实力,而这些门面与他们的生意一样脆弱,不知道何时会突然失去。

买卖

表面风光、内里精光的行商,还有个令国际贸易界侧目的中国特色——“贵买贱卖”

当时的美国商人Sullivan Dorr记载,“行商”倪秉发在进口西方产品时,给外商们(主要是英商),提供高出市场价9%~15%的报价,但要求赊销。同时,他在向外商们(主要是美商)出口茶叶时,不仅价格低于市场价,而且也提供相当数额的赊销。

如此反向操盘,大大地挤压了获利空间。吊诡的是,这却并非倪秉发一人的风格。那位因在美国起诉债务人、并向白宫递交上访信而“名留青史”的潘长耀,也是如此。

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评价潘长耀“腰缠万贯,生意兴隆,赊卖货物时很随意”,但“爱空许诺,临了支吾了事。”另一商人Thomas W. Ward也有同感:“他(潘长耀)富有、爱巴结人、讲究礼数,有时给些好货、有时供货又极糟糕,做生意时三心二意,你和他说话时得留个心眼,因为他老是空许诺,却自行其是,这种人可不常见。”

如此做生意,质量与服务都成了大问题。SullivanDorr在1799年的家信中记载说,潘长耀“精于掺杂茶叶”,因此在上一年度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拒收。1803年,这位美商又抱怨:“自从水官(潘长耀)同意提供40箱小种茶后,我大概找了他20次,他却没法拿出货来。”

因为双向赊销,潘长耀和倪秉发在大量拖欠英国人货款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商人们的大债主。潘在美国通过法律渠道追讨的债权,就高达100万美元以上,而美商也至少欠倪秉发11.5万美元以上。美国当代律师、学者Frederic D. Grant的研究表明,在潘的一系列讨债诉讼中,美商总是抱怨赊账买来的茶叶质量太糟,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兑现期票,甚至反诉潘。

中国商人反常的“贵买贱卖”,其实出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动机:

一、通过“贵买”及从外商处获取赊销权,间接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应对中国国内的融资难问题;

二、通过“贱卖”及给外商提供赊销,获取贸易机会,保住自己的“行商”资格,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填前账,延缓经营危机爆发。

显然,从融资的角度看,这两种操作是反向对冲的。但是,资金与市场,却又缺一不可,潘长耀、倪秉发们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牺牲了利润的“贵买贱卖”,造成资金进一步紧张,进而更深地依赖“贵买贱卖”。如此饮鸩止渴,在出口商品的质量上做点手脚,也就几乎毫无悬念了。当时费城最大的茶叶商人Stephen Girard指出:“赊账的商人可能获得两到三年的信用期,但既然他在价格上占了便宜,茶叶的质量大概就比信誉卓著的商人买到的茶叶差了许多。”

当然,这绝非真正有实力华商的做派。StephenGirard也指出:“我不相信讲信誉的中国商人,特别是那些经营优质茶叶的商人,会像那些为了获得长期赊账的商人那样手段低劣地购入茶叶。”

十三行“总商”、当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其产品质量就十分过硬。美国现代学者Foster Rhea Dalles 在《旧中国贸易》(The Old China Trade)一书中说:“无论是保证书还是茶柜上的商标,他都言行一致,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或费城,他的茶叶质量绝对保证”。同样,在伍秉鉴之前担任“总商”的潘振承,也十分关注质量。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质量有问题的武夷茶,潘振承没有二话,立即赔偿,开创了先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商业声誉。

问题在于,尽管喜爱向老外们炫耀财富,大多数的中国商人却既无资金实力、又无管理能力,经商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混一天是一天,不断透支信用与信誉的“亏本买卖”,也就成了苟延残喘的强心针。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