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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沈葆桢到任后,对李鸿章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甚至主动请求中央,优先发展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海军,而暂将自己辖下的南洋海军放到第二位。这固然有利于国家,但也等于是自己放弃了掌握更大权力的机会。这种姿态,在地方本位主义极为严重的大清官场,是极为难得的。与沈葆桢在海军上的巨大支持相比,他与李鸿章因吴淞铁路善后处置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

  江南地区官员中,得李鸿章助力最大的,应属丁日昌。丁日昌出任江西万安知县时,深得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因此结识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后因吉安失守,丁本应斩首,但因在三日内收复失地,而从宽革职,投奔曾国藩幕府,为湘军在广东采办军械等,贡献颇大。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多次要求中央,才将丁日昌从广东调到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也奠定了丁日昌作为“海派官员”的基调。

  丁是聪明人自然“识做”,出任江苏巡抚后,更是全心全意为李鸿章办事。

  在江南官场上,李鸿章依靠各种牵丝攀藤的关系,发挥着非正式、但相当巨大的影响。而在江南的国有企业领域,李鸿章的影响力就直接而正式了。

  举凡大清国的重点国有企业,大多受制于李鸿章,而除了煤炭行业之外,几乎所有主要企业的重心,都在上海。可以说,大清国的国企是一个以天津为脑袋、以上海为身躯,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鱼。

  作为这条“章鱼”的脑袋,李鸿章参与兴办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洋务企业,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无论他的行政职务、管辖区域如何变化,他都是这些大型国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大清国的国资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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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津遥控上海的企业,李鸿章依靠的是一大批才能卓越、德行却颇有争议的干部,如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等。

  李鸿章的麾下,实际上有三个团队。第一个是军人团队,手里握着枪杆子;第二个是官员团队,手里握着印把子;第三个是商人团队,手里握着银子。而后两个团队,经常有交叉,横跨官商两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官商两栖动物”,绝大多数都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服务过。大清国最显赫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李鸿章的“秘书帮”。这种格局,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马实际上很难涉足大清国的这些垄断行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正是李鸿章实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丝毫不弱于作为国防军主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当然,这也是李鸿章的竞争对手们所急于挑战的。当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后,他发起了针对轮船招商局的争夺。这是李鸿章继太平天国战争后,又一次艰难的“战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十四日沈葆桢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中央就宣布了由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从来就不是李系人马,沈葆桢之前,刘就代理过两江总督。在光绪元年的江督夺位战中,李鸿章协助沈最后胜出,刘黯然离开,出任两广总督。3年后,双方展开第二轮较量,李鸿章最得力的淮军将领、时任云南巡抚潘鼎新,与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冲突,最终潘鼎新下台,回京另有任命。

  刘坤一接任了两江总督后,立即发难。经过几番回合,李鸿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对于上海地盘的控制。

  对于李鸿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评价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