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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之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在津沪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级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是远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他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

  遥控上海

  以上海为重心的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财赋重地,也是一切渴望有所作为的官员们的必争之地。

  上海的直接领导人,一是两江总督,二是江苏巡抚,至于“上海道”,那只是具体操盘手而已。自李鸿章出道以来,但凡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大多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故旧好友。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32年间,历任两江总督中,曾国藩是他的老师,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是李鸿章的同年,张树声是李鸿章的学生、下属兼同乡,李宗羲还是经李鸿章推荐才当上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吴元炳两人与他关系疏远,左宗棠则与他关系十分紧张。

  至于江苏巡抚,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的22年间,刘郇膏、张之万、何璟是李鸿章的同年,郭柏荫、丁日昌是其下属,郭、丁及涂宗瀛三人的苏抚位子,都是由李鸿章推荐而得,张树声则是学生、下属兼同乡,勒方锜是朋友,只有吴元炳、卫荣光关系比较疏远。

  显然,李鸿章在两江和上海,几乎是如鱼得水。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如此多的故旧好友执掌江南膏腴之地,这为李鸿章在上海“挤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种影响力,当然是非正式的。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允许李鸿章任命两江地区和上海的任何行政官员,李鸿章所能做的,只是幕后的策划和运作。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出力甚大。在沈葆桢与刘坤一的PK赛中,正在筹划全国海军建设的李鸿章一言九鼎,在太后和军机们面前竭力为沈争取。任命下达之前3个月(光绪元年正月),李鸿章即写信给沈,暗示已经“搞掂”:“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