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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远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庚子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这种来自西洋人的赞赏,也得到了东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盛赞天津“繁华已超北京,宛如欧美;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津沪比较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