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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李鸿章的计划一旦实现,“海关道”就不再是中央垂直管理的“条条”,而是与“天津道”一样,都是直隶总督麾下的“块块”。两“道”分设,既分得开、合得拢,提高了行政效率,事有专责,更确保了李鸿章本人的最后拍板权。

  在李鸿章而言,还有更为老辣、有远见的一步棋,那就是将“天津海关道”的干部任免权,留在了省里,抓在了自己的手上,这令他能确保享受到天津升级所带来的胜利成果——掌握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权。

  人事权和财政权,是中央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凝聚力的主要体现。太平天国之后,大清帝国日渐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但中央依然能对日渐坐大的地方诸侯实现相当有效的控制,关键就在于牢牢地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即使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淮军,其高级军官的任免和调动权,依然操诸中央之手。

  对于地方行政长官“天津道”的任免,从组织条例“法理”上看,李鸿章并无多大的发言权——虽然中央也会认真听取他的意见。而这个职位事实上又是他推行内政外交的关键一环。如今,李鸿章将“天津道”兼任的“海关道”分离出来,并获得了“海关道”的直接任免权,就争取到了相当的主动。

  基于天津在大清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天津海关道”的独立设置,通过分流“天津道”的外交职权,间接分流了中央的外交职权,而巩固了李鸿章在国家外交格局(而非天津一地)中的地位。李鸿章此后得以将自己的影响力伸展到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对外开放口岸,对天津的外交人事权的控制,实为基础和关键所在,天津也因此成为大清国对外开放的“前敌指挥部”。

  吊诡的是,以专业分工为目的而分设的“海关道”,在李鸿章执政期间,却与“天津道”在职权方面不断交叉和重叠。当然,这并非李鸿章的管理失当,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掺沙子”:通过工作分工的交叉重叠,加强“天津道”这一“请旨简放”职位的工作难度和特殊性,进而能增强自己对这个职位人事任免的影响力。

  事实证明,李鸿章抓住“海关道”的任免权十分明智。10年之后直到甲午战争前,高层权争加剧,中央在“天津道”的任命上,就不再倾听李鸿章的意见,甚至故意刁难。从1882年起出任“天津道”的额勒精额、裕长、季邦桢、万培因等,均非李系人马。所幸“海关道”的任免权在自己手上,除了首任陈钦之外,后来的黎兆棠、郑藻如、周馥、盛宣怀等,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并且“海关道”介入一般政务也颇深,这令李鸿章得以在官场的权力倾轧中,稍减掣肘,维护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内的政通人和。

  华北特区

  天津的升级,令这座城市和李鸿章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的行列,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领导之一。4年后(1874年),美国驻华公使就向华盛顿发出报告:“李鸿章是清帝国最有权势之官吏,尤其对总署(总理衙门)有特别之影响,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鸿章征求意见。”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其实,在晚清的特殊体制下,“京议津决”的又何尝是外交呢?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