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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半个首都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首任北洋大臣,正式进驻天津。

  政治地位改变后,李鸿章对于保定、天津两地在新形势下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在答复中央的《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中,李鸿章提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

  也就是说,保定与天津之间,究竟哪个城市适合作为直隶的中心,关键是看“中原有事”与否。“中原有事”,直隶地区的河防就是拱卫京师的关键,当年捻军就是被曾国藩的“河防”策略困死的,“实得形要”的保定就能“总揽全局”。但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均已剿灭,“中原无事”,而且“自各国通商开埠,公使驻京,津郡为往来冲突,尤为京师门户,关系极重。近因民教纷争,酿成巨案,地方官抚驭未善,通商大臣又恐呼应不灵,后患殊多,不得不思变计”。因此,李鸿章个人虽然似乎留恋保定,却也认为抬升天津的城市定位,完全是因时制宜、“未雨绸缪”的改革良策。

  自此,直隶便有了两个中心城市。除了总督衙门改驻天津之外,别的省级机关一律留驻保定,由直隶藩司负责日常事务,重大事件请示总督裁定。从清代的各种文件来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依然将保定看成是直隶的省城。至于天津,当然不再是“偏在一隅”的小城,却也并非省城,“条”与“块”在这里汇聚,成了远比省城更有着全国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如此一来,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保定虽然名义上仍是省会,但被迅速边缘化。本来就已经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因为兼任北洋大臣,权限迅速扩大,从一省的军政、民政扩展到了外交事务。

  此时的大清国,虽然同意外国使节驻节北京,但继续奉行“外交”外办的原则,尽一切可能将夷人们阻挡在天津这一“国门”,不入京师。因此,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被授予了代表国家缔结对外条约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大清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为半个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直隶总督是地方官,但北洋大臣却是中央职位,如此颇有大清特色的定位,令直隶总督的实际影响力不仅超越疆臣,也实际超越很多朝臣。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对于京津一体化至关重要,以至于只要提起“直隶总督”这个官称,时人都自然地将北洋事务归入其下,西方媒体甚至将直隶总督这个职位理解为“副王”(Vice King)。

  央地博弈

  作为少数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大清干部,李鸿章在天津升级的同时,就建设性地指出,“目前最急者”就是要赶紧设置独立的“天津海关道”。

  “海关道”是大清国“被”开放之后的产物。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更多口岸被迫开放,中央就在各口岸设立了正四品的“海关道”,负责“关务”和“交涉”。其实,运行这个新功能的,却是一台旧机器——“海关道”并非专职,而是地方道台的加衔及兼职。开放口岸的父母官们,披挂上这件新官袍,就成了“外交官”。

  天津乃京师门户、外交重地,其所承受的外交工作压力,绝非全国其他开放口岸可以相比,这就要求“天津海关道”具有相当娴熟、老辣的外交水准,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李鸿章提出,如果能够设立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不仅能确保专人负责繁重而微妙的外交通商工作,而且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乃至中央在外交事务中获得极大的缓冲余地。同时,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也有利于理顺关税征收体制,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职位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理财工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一道,对千疮百孔的直隶财政乃至中央财政贡献颇大,也保证了李鸿章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