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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选择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中央的意图,除了便于就近控制这位曾统帅百万雄师的人杰之外,更是出于对京津冀地区开发的重视。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京津冀)为特区,推进中央已经计划好的“自强”运功(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中央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改革”与“开放”两条战线上都趟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趟过改革的地雷阵,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中央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直隶扩权

  1870年春夏之交,正值天津开埠十周年,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此爆发。因“民教冲突”,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

  “天津教案”是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涉外案件。驻天津城内、负责对外关系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驻保定城内、负责地方维稳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被深度卷入。中央下令曾国藩赶赴天津,主持善后。曾国藩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被斥为卖国贼,“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当曾国藩以一生令名为代价,处理完毕“天津教案”之后,中央决定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换下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舆论已经有了将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让直隶总督与“三口通商大臣”同城办公的建议,但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保定才是“控扼”直隶的中心,“昔人于此建置省城,实得形要,是以历任总督,均须驻省办事,总揽全局”;而天津则“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驻之所”。

  此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国,进行“谢罪”访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了教案善后的主要谈判,深切地体会到了天津在机构设置上的尴尬。因此,他建议中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 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裁撤专职的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将相应的外交通商事务归并到直隶总督职权范围之内。由“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亲自抓,“一把手”负全责,微妙而复杂的外交通商事务就能获得足够的地方行政资源的支持,“条块”之间的隔阂有望消除。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毛昶熙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 “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