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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一体:李鸿章计划外实验
2016-09-12 10:48:4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1870年9月18日,在装备精良的淮军部队的前呼后拥下,刚刚47周岁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高调进入天津。

  此时,因“天津教案”引发的国际冲突,刚刚缓解,法国舰队还停泊在大沽口外。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记载了李鸿章入津仪式的详情,并相信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将会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他大约没有想到,自己掀开了帝国历史上京津沪一体化实验的序幕。

  天津开埠

  清帝国推出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后,在其政治版图与经济版图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与北京一起,构成了首都的一部分。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Canton(广东)不遑多让。

  天津成为首都的一部分,有点无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个国家的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诡的是,九国租界总面积虽然已超天津旧城八倍之多,却也才相当于上海租界面积的一半。显然,老外们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还真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更为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条块矛盾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至此,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省部级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

  与保定作为直隶的省会相比,此时的天津在行政级别上仍旧只是一个地级市(“天津道”)。天津城里的 “三口通商大臣”,虽属省部级,但并非地方行政长官,而是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派出机构,属于“条条”上的部门,只管外交和通商,并不过问民政。天津的民政则由直隶总督下辖的天津道、府、县三级管理,属于“块块”上的。

  在天津,“条”虽然级别高,却并非“块”的上级,这不仅形成了“条块”之间的隔阂,而且也造成机构设置上的畸形:驻津的“条”是中央级,而当地的“块”却级别过低,无法为“条”及时提供相应的行政资源支持。毕竟,“外交无小事”,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使节、侨民乃至外国军队,中西碰撞、磨合、冲突不断。“条块”无法匹配、难以协调,内政上的星星之火很容易就造成外交上的燎原之势。

  当天津成为“条块”交汇之处的时候,驻保定的直隶总督是曾国藩。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直隶总督大约是全中国最难当的地方官。“京官难做”,是因为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天子脚边”)的津官,却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