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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之 大清全球购
2016-08-31 10:38:08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

  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据现存乾隆朝贡单中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大表哥”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 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 圆明园则有441架,可见历代收获之丰。

  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依托“一带一路”,购遍全球:以钟表、毛皮为主的奢侈品,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蜂拥而入中国。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表送钟

  1793年,到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了乾隆,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不过,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

  这些贡品包括: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镶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停滞的帝国》)

  的确,对于西方的“奇技淫巧”,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一点儿都不陌生。从康熙皇帝开始,帝国的领袖都是大“表哥”。为此,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老外们为帝国的戴表送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这也帮助了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教空间。“表哥”们出于对钟表的酷爱,无论在坚守“自力更生”还是防范和平演变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

  上有所好,往往是最大的广告。康雍乾时期,钟表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必备几大件之一 ——当然与草民无关。《红楼梦》里就有相当文字描绘到了钟表。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著名贪官和珅的家中,就有大时钟10架,小钟表300余架,洋表280余块,处处提醒他要与时俱进。

  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虚怀若谷的象征,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雍正时,名贵钟表成为笼络权臣的工具。年羹尧就曾被赏赐一只自鸣钟,“喜极感极”,雍正却还在不断煽情:“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可不久,年羹尧被雍正赐死,送钟成了送终。

  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

  精明的洋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

  这些特供钟表,有的在时间读数上做文章,用“子丑寅卯”代替罗马数字;有的在雕刻工艺上做文章,用瑶池蓬莱代替西洋天使……搞出不少中国特色。紫禁城里的特供,当然更是登峰造极。配备了外籍技术人员的“做钟处”,根据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清档》,简称《活计档》)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