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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的变迁—从教科书看国家历史观的转变
2016-08-31 10:34:57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50年元旦,解放军四野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三名干部,全副武装,乘坐专轮,押送两大包货物,从武汉出发,历经24天,终于抵达重庆。

  此时,距离重庆解放仅一个月,距离中国共产党宣布建国仅三个月。

  他们所押送的这两包货物,是新版教科书的纸型,以确保在当年9月秋季开学时,替换下所有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旧教材。

  替换教材的工作,在全国所有的解放区,都在加紧进行。中共在1949年初进入北平之后,将教材的替换作为重大的政治工作,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订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历史教科书,是替换的重中之重。新生的红色政权,要用新的历史记忆雕琢新中国。

  在这年8月,秋季新生入学前一个月,一份题为《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的文件发布,这是新政权的第一份历史课程标准。自此迄今,共颁布了25个历史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涉及小学、初中、高中的历史教育,作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大力扫除文盲,推广基础教育,官方的学校教育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1949年之后官方发布的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成为几代中国人接受基本历史教育的来源,并且,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历史知识的来源。

  在这些历史记忆中,抗日战争是重中之重。每一次课程标准及相应历史教科书的修改,有关抗战的叙述,都有相应的改变,以适合不同时期的需求,也体现着不同时期的特点。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是对国民党、苏联、美国在抗战中的作用的解读。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国内主流的历史教育中最初并不认可,1950年第一份课标中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八字,是官方对此的基本评价。

  董必武在1949年北平“七七”纪念大会上阐述了抗战中“一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的“两条路线”:

  “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的路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所拥护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另一条路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而且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的,危害抗日战争的路线,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积极反人民、消极抗战的路线。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基于前者对后者斗争的胜利。”

  在同一个纪念大会上,彭真在讲话中认为:

  “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总是不断地闹投降、闹分裂、闹倒退,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却胜利地坚持了抗战,坚持了团结,坚持了进步,打败了反动派分裂投降的阴谋,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郭沫若在1950年纪念“七七”大会上讲话:

  “蒋介石匪帮受不过人民的压迫,虽然在表面上同意了抗战,但它们始终是消极对日、积极反共,借着抗战的帽子加紧剥削人民,更加养肥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1956年的《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将抗战“两条路线”第一次写入课标,即中共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及“蒋介石集团”“把抗战当作国民党政府和少数军队的事情,限制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片面抗战的路线”。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上述评价,持续到了改革开放后,开始日趋客观。在1986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部分的几点说明”中,第一次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