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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之经营大西域
2016-08-30 16:13:22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古丝绸之路的主导权,终于再度回归中国之手。

  1760年,中国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此前称为“回部”或“西域”,“新疆”之名称,按后来左宗棠的解释,即“故土新归”)的长期叛乱。在胜利捷报传向北京的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面前:如何建设新疆、发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动是: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繁荣。

  简化行政审批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而加大新疆的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战略布局的关键。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 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1762年,乾隆再度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赋税》)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