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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海岛 —台湾贫富分化与政治操弄 (上)
2016-08-30 16:09:55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2013年的官方统计表明,按行业划分,人均可支配所得最高的是“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754134元),这个行业以公务员为主,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华人社会“官本位”的特质;其次是“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719,000元),第三是“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类”(691441元)。最低的则是“农林渔牧业”(369973元),他们甚至比“无行业”(391638元)还低,随后依次是“支援服务业”(418678元)、“住宿与餐饮业”(436206元)。低收入的行业恰恰是吸纳低端人群最为集中的行业。最高收入的公务员阶层,与最低收入的农民,收入差距超过了100%。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教育与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中,普及性的教育扮演了“均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但随着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大,教育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收入差距。2013年的官方统计显示了这一差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者,年均收入大大超过其他教育程度者,甚至比大学教育程度者还高出54.7%。详见图4。

  其次是ECFA,虽然的确为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但是台湾的产业外移也加剧了台湾的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难度。民进党以此为议题进行扭曲性的政治操作,实际上也是抓住了底层劳动者的顾虑及不满。

  对于台湾产业转移跟着成本走的特点,舆论也有批判。“产业升级陷入僵局,企业主仍普遍倾向节省成本,而非创造价值,让台湾薪资水平不但无法提升,甚至倒退,也是原因。‘台商企业老板太习惯cost down,这边成本高,我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员吴亲恩指出,从台湾移到大陆沿海省份、再往内陆移,甚至转战越南、柬埔寨。‘企业主将人力资源视为成本,不愿投资台湾人才,尝试产业升级,造成薪资结构僵化,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税制的导向

  产业结构转型之外,催化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主因,是税制。

  如何权衡税制的“效率”与“公平”,是所有政府的难题。注重“效率”,可刺激经济增长,但亦会加大贫富差距,这是包括台湾乃至大陆在内的后发地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

  台湾大约是世界上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税负平均约12.2%。台湾税制的特点就是减免项目繁多。无论是“两蒋”时代第一次经济腾飞,还是后来政党轮替,执政者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不断在税收优惠上大做文章。1960年起,台湾开始实施《奖励投资条例》;1991年起,改为实施《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民进党执政后,又推出诸多减免政策,诸如制造业及相关技术服务业新增投资5年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实施土地增值税减半征收;对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所需规费及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捐都予免缴或免征等。

  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减税刺激经济上,并无区别。2005年,民进党政府以抢救SARS后的低迷房市为由,把土地增值税减半;金融海啸期间,国民党政府则把遗赠税从50%调降到10%。

  岛内舆论乃至学界广泛认为,减税所惠及的主要是财团,而非普罗大众,反而因此加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财政税基,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影响的依然是普罗大众。

  台湾税法计算土地价值是按公告地价而不是市场价格,课征土增税和房屋交易所得税,其依据严重偏离实价。据官方统计资料,1976~1996年间,土地交易者共获利10.03兆元,但只缴1.4兆元的增值税,税率约只有1/10,远低于税法所规定的40%至60%。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