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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海岛 —台湾贫富分化与政治操弄 (上)
2016-08-30 16:09:55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第三,台湾在经济起步的初期,就十分注重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就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60年代则普及了初中义务教育,并不断加大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提升民众的教育水准,为融入低技术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做好了准备。

  台湾20多年发展中展现的“均富”现象,成为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倒U假说”(Kuznets Inverted-U Hypothesis 或Kuznets Curve)的例外。“倒U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Kuznets)在1955年提出来的。他经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资料的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表现在图形上,是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曲线,形似颠倒过来的U。

  转型新常态

  当台湾进入经济转型期后,“均富”奇迹终结,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五分位法”数据显示,1980年仅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

  其中原因,岛内外学者进行过不少探寻,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当推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兴起,不断侵蚀制造业的份额;二、制造业自身飞速升级,从劳力密集型产业转向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三、迅速崛起的服务业,覆盖范围极其广泛,从低端的餐饮行业到技术含量颇高的IT服务及金融服务等。

  转型期间,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景气低迷。同时,“台湾接单、海外生产”的“三角贸易”,已经占据台湾制造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依然有助于GDP的增加,但无法拉动本土的就业、投资与消费,其收益也无法与普罗大众分享。

  因此,催生了转型过程中的两个现象:

  一、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就业困难大大增加。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每户就业人数按照“五分位法”计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的下降明显少于前者,从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两组人群之间的家庭就业人数差距则持续扩大,从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甚至,最富与最穷的两组人群,其家庭规模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收入最低20%家庭,其平均每户人数从1981年的3.65人,下降到2013年的1.80人;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平均每户人数的跌幅明显低于前者,从1981年的5.61人下降到2013年的4.19人;两者的倍数差从1981年的1.54倍扩大到了2013年的2.33倍。这背后,可能是低收入家庭不敢生养子女甚至无力成家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贫贱家庭百事哀”。统计也显示,2013年台湾的1人户与2人户的比例合计达到36.77%,而这个比例在1970年是7.3%、1980年是11.15%、1990年是18.06、2000年是29.12%。家庭结构的变化,除了生育观念等的变化之外,与贫富分化是否也有某种程度的逻辑关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判断。

  二、工资差距扩大。工资薪金(“受雇报酬”)所得在台湾每户平均所得中,占比高达54.8%,长期如此,因此,工资差距的拉大,对收入分化影响很大。

  统计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最能吸收低收入阶层的制造业、营造业工资薪金涨幅较低,而集聚大量高收入阶层的金融保险、水电燃气等产业工资薪金则明显得到了提升。在1980~2006年间,台湾制造业平均月工资从8043元增至39080元,而水电燃气企业等则从23451元增至88348元。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