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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海岛 —台湾贫富分化与政治操弄 (上)
2016-08-30 16:09:55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台湾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恶化的速度。不论是1%或10%比较,台湾自1980年所得分配最平均的美好年代之后,富人所得占比增加的速度,就比日本、新加坡来得高,仅次于韩国。

  过去30年,中国台湾顶尖收入1%的巨富多拿到“全国”所得5.2%,是四者中比例获取最高的。最高收入10%人群则多获取14.1%,也仅次于韩国的增幅。

  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某特定比例(如最高的10%)的高收入人群,其所得占比的快速增加,最大的推动力在于更高收入人群(如最高的5%)所得的超快速增加,也即最高5%人群的收入增长,拉高了数据;同样,最高1%人群的收入增长,拉高了最高5%这个人群的统计数据;还可以依次类推到最高0.01%收入人群对统计的拉动。比如,2000年以来最高0.01%家庭总所得份额,占最高0.1%家庭总所得份额的比率每一年都在40%以上,而他们的家庭数量仅占10%。

  新加坡财富研究机构Wealth-X公布的《世界超级财富报告》(World Ultra Wealth Report 2014),也为中国台湾的贫富分化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台湾的“超高净值”(Ultra High Net Worth ,UHNW,标准为资产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人士,2014年达到1315人,比上年增长5.6%,他们的财富总额达到了225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1%,人均财富1.71亿美元。“超高净值”人数及其财富总额的增幅,都超过亚洲均值(分别为4.8%及5.8%)、接近全球均值(6%及7%)。其人均财富也超过亚洲及全球“超高净值人士”平均值(分别为1.50亿及1.41亿美元),显示台湾的财富集中程度,可能高居前茅。

  遗憾的是,该报告未公布台湾“超高净值人士”所拥有的财富在中国台湾总财富中的比例(其所公布的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3%与59.5%,凸显中国香港的财富集中程度到了惊人的程度)。

  均富的奇迹

  台湾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对于贫富差距的控制,达到相当卓越的程度,造就了“均富”的“台湾奇迹”,堪与后来中国大陆令10多亿人摆脱贫困的“中国奇迹”相媲美,成为大中华圈为世界创造的两大奇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是社会发展的奇迹。

  台湾的经济起飞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这一时期的“五分位”数据,呈现了递减趋势,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最低的20%人群相比,其收入差距从1964年的5.33倍下降到1980年的4.17倍。中国台湾的“均富”奇迹,在美国学者钱纳里看来,甚至是世界上唯一的。

  造就奇迹的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首先,台湾的经济改革与后来大陆的经济改革一样,也是发轫于农村改革。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对土地资源进行了重组,这样的“土改”结束了此前土地过度集中于地主富人手中的情况。贫农数量急剧减少,既提高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也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1964年台湾农家户均可支配所得就相当于非农家的96.59%,为“均富”积累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土改”是在和平赎买的主流政策下进行的,避免了农村社会基于利益争夺的斗争。

  其次,台湾起飞初期大量依靠劳力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食品加工、皮革、小机电等。这些产业的特点是:一、以出口为导向;二、企业的规模小;三、技术含量低,适合吸纳低素质劳动力尤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的产业特点,使得就业较为充分,同时也使得收入较为平均,令广大“屌丝”阶层得以分享改革红利,也令台湾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资本形成垄断,这些都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台湾失业率降至1.2%,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到了60.8%,为社会的“均富”打下基础。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