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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兔子日本龟(上)
2016-08-22 15:56:22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中国做事自来就没有准儿,今天说了,明天就许不算,今天说极慎重的,明天就许不照那样做。”1906年,68岁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对于中国政府派出高级代表团远赴欧美考察宪政如此评价。
  在怀疑中国是否真心要走宪政之道的同时,他对于这次宪政考察本身,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次考察“就像我们日本明治四年我帝陛下钦派岩仓、木户、大久保诸人出洋考察政治的光景一样”。
  将中国宪政考察,与35年前的岩仓使节团等同,并非大隈重信一人。在上年中国宪政考察团出发时,大阪的《每日新闻》也将中国派遣宪政考察团与岩仓使节团进行对比,并指出:“当岩仓大使持条约之议而至于美国也,忽悟修内政、强国势之为急务也,及入于欧洲,不复提及条约改正之事,专心视察各国之文物制度,讲求所以适用于我国,以开今日兴隆之基。今希望中国简派大员亦觉悟亦如我之岩仓大使,岂非吾人之欢迎者乎?……”《申报》对此评价说:“以岩仓大使望我游历之各员,诚他山忠告之言也。”
      随后的《申报》也指出:“此一行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六年(应为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游列国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
  足足35年,日本龟终于在“宪政”这块路牌下,等到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兔子……
       “使才难觅”
  日本对欧美宪政的考察,始于明治4年即1871年的岩仓使节团。
  这个使团的第一个任务,其实只是修改与欧美各国的条约。次年(1872年),《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即将到期,日本政府希望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这与5年前(1867年),中国派出蒲安臣使团的使命,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政府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也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教训,清帝国中央认为,列强们必然会乘着修约的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指出:“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区别在于,1867年中国蒲安臣使团的使命,主要是防止西方列强借修约而继续增加不平等的要求,是一种“守势”;至于修改关税等要求,直到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才作为正式议题。而日本岩仓使节团的使命,则更为“攻势”,试图将修约与修订关税一揽子解决。
  1867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恭亲王和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
  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
  与中国“使才难觅”相比,日本的岩仓使节团似乎没有这个麻烦:出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岩仓具视,当时的身份是外务卿,而担任副使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也都是政府高级官员。这个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实际上囊括了当时日本政府的精英,成为政府高官的集体游学。
  日本使团的主要人物,都是清一色的“改革派”,其中如伊藤博文等,还是“海归”,对西方有着相对丰富的应对经验。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此时日本的改革开放(“明治维新”),是在“打倒幕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实际上就是经历过了一场革命,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大大减少了老旧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尚未成型,比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少了不少包袱,因此,对出使的使命也有更为全盘的考虑。
      绝处奋进
  当斌椿痛苦地经历着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时,中国对于出使人选的选择,似乎也只能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大清中央最后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蒲安臣。
  由一个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这样的模式既是创举,也是无奈。当然,要指望这个使团发挥考察政治的作用,也就成为痴心妄想——更何况,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大清国,还远远不到对政改也进行“顶层设计”的地步。
  中日分野,其实在此时开始了……
  与中国的蒲安臣使团不同,岩仓使节团还承担了一个重大的使命:考察西方政治。
  按照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向岩仓具视面授的《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日本政府要求岩仓使节团“实地考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家体制、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适于处理实际事务,探寻公法中适宜之良法,以求行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同样的使命,中国要迟至1905~1906年的宪政考察团才承担起来,蒲安臣使团之后的中国代表团,基本都是为了“道歉”而派出的,根本不可能考察政治。即便是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虽然对欧美政治做了大量的观察和记录,但李鸿章那时已经失势,派他出访,一是俄国点名要求他代表中国出席沙皇加冕典礼,二是慈禧太后希望他能避开国内的指责浪潮。
  岩仓使节团带着多重使命的“游学”,原定出访6个月,结果却足足考察了22个月,深入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2国。为此,日本政府的一切改革都暂停,专待使节团考察归来后统一部署,以免摸着石头过河、容易做成夹生饭……
  未完待续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