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首页>雪珥
中国兔子日本龟(下)
2016-08-22 15:53:25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1871年,日本岩仓使节团修约改税的第一使命并不顺利,各国虽然表示理解,但口惠而实不至,就是不予落实。这与1896年李鸿章出访洽谈修改关税一样:各国都认为应该同意中国提高进出口关税,但就是光表态、不落实,令李鸿章空手而归。
      以“德”为师
  相比日本岩仓使团和日后的李鸿章出访,1867年蒲安臣使团的任务,却相当顺利。
  蒲安臣使团首先到访美国,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签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份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履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修约”的顺利,导致大清国缺乏对西方进行更深层次考察的动力和精力,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大清国的领导人们应对各种内忧外患烦心事都忙不过来,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一块是一块,太远的石头也就顾不上了,更想不到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架一座桥梁。
  日本人在摸第一块石头就碰了壁,这对他们来说,倒成了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刺激,由此更体会到岩仓使节团其他使命的重要——只有全面改革,日本才能富强,才能在更为具体的修约、改税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当时以留学生身份随团的中江兆民回忆说:“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受了刺激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此前的改革“多属皮毛之事”,“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因而必须搞一个更为彻底的层面深化改革,除了富国强兵之外、还要殖产兴业。大久保利通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强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甚至,要在政治体制的根本上实行改变,那就是实行宪政。
  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那里,失落的日本人俨然找到了导师和榜样。俾斯麦告诉他们说:
  “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号称保全列国权利之典章,然而一旦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变动;若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规也……”
  这是俾斯麦对“强权即公理”的阐述,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大久保认为“治理新国家必须像他(俾斯麦)那样”,后来他果然成为日本的“铁血宰相”。
  也正是在这次出访中,伊藤博文在旧金山用英语发表了著名的“日之丸演说”,代表了日本人受刺激后的心声:“我国国旗中央的红色圆形,将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封盖我帝国的封蜡,将来,人们会清楚地懂得其真正的含义——它象征着值得尊敬的初升太阳。日本必将与世界各文明国度为伍,犹如不断向上升起的一轮红日”。
      龟兔赛跑
  耗费巨资的岩仓使团,其出行费用100万日元,相当于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虽然修改条约的目的毫无进展,但自此确定了“以德为师”、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其实,在中日两国开始第一轮改革开放时,中国因为经济体量的巨大、以及政治控制上相对更为威权,而在表面上取得了远超过日本的成就——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长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北洋舰队甚至不惜褪去炮衣,以武力相胁,被日本人当作“国耻”。中日之间的改革成效,到甲午战争才得到最后的检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模式败于日本,由此而对包括政制在内进行整体构建和顶层设计的日本模式开始重视。
  另一“老大帝国”俄罗斯,虽然比日本、甚至中国更早地实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却也与中国一样,摸着石头在河里耽误大好光阴,直到日俄战争(1903~1904年)被日本打败,才和中国一起开始探索宪政之路。
  与中国的蒲安臣使团、日本的岩仓使团可一比的,是俄国在1697~1698年派往西欧8国考察的“彼得使团”,由彼得大帝亲自率领。这位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沙皇,化名彼得·米哈依洛夫,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军士的身份,混在代表团中,亲自考察西方。与后来中国的使团相仿,彼得使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学习造船技术,因此,在足足17个月的考察中,心无旁骛,对造船技术之外的东西并不关心。
  中、日、俄三个后进国家,底子最差、国力最弱的是日本,但是,三国的改革,最有成效的却是日本。打倒幕府后,日本朝野上下形成的改革共识,应该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这避免了是否需要改革的无谓争论,而集中于如何推进改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俄、中两国都经历漫长的改革争论,俄国的反改革势力甚至集结在皇太子阿列克塞周围,对彼得大帝形成威胁,这大大牵制了改革的力量,其改革共识要到1903~1904年日俄战争后方形成;中国的改革共识,则晚到1900~1901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之后才在废墟上形成,中俄两国都比日本足足迟到了30多年。
  亡羊补牢,迟到30多年的中国政改,几乎完全走上了日本式的道路。1905~1906年的考察宪政,方式上与日本岩仓使节团极为相似。岩仓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所写回忆录《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记录了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方式:“大使之历聘各国,于官负缔交之责任,于民尽采风之义务,日日鞅掌,不暇宁处,冒寒暑,穷远迩,跋涉于遐城僻乡,访农牧于野,览工艺于都,察贸易之情于市,有暇则交接名人达士”,每到一地,“仅驰笈于旅邸,回览即始。昼奔于轮响汽鸣之中、铁臭煤气之间,烟尘满身;及暝方归,不遑振衣,宴会之期已至,修威仪于食案,倦耳目于现场,子夜就寝,方觉而工厂迎伴之人已至”。显然,这被中国宪政考察团完全复制了。
  日本对西方宪政的考察,除了著名的岩仓使节团之外,随后1882年伊藤博文又领衔,进行了第二次宪政考察。中国也在1905~1906年的宪政考察之后,派达寿等人于1907进行第二次考察;
  日本在岩仓考察之后,成立了“政体调查局”,确定立宪大政,而在伊藤考察后,将“政体调查局”更名为“制度调查局”,开始推进德国式宪政的建立。中国则在1905~1906年的第一次宪政考察后,成立“考察政治馆”;在1907年第二次考察后,将其改为“宪政编查馆”,开始推行日本式宪政;
  日本岩仓考察后,岩仓提出的宪法草案大纲, 成为《日本帝国宪法》的基础, 副使大久保利通则组建内阁开始落实,负责第二次考察的伊藤博文主持了官制改革和宪法制定,并出任首届内阁总理;中国则在1905~1906年考察宪政后,由考察大臣载泽、戴鸿慈参与厘定官制,载泽后出任纂拟宪法大臣,负责第二次考察的达寿、李家驹等人也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在钦定《宪法大纲》和《内阁章程》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1911年出任国家议会“资政院”正副总裁。
  不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成就的中国,终于发现,日本人下大功夫在架桥之上,效果的确比摸石头更为有效和持久。这一残酷的龟兔赛跑,似乎将以中国兔子学习日本龟、奋起直追而结束,却不料,历史留给中国的“窗口”关闭了,长期摸石头上瘾,兔子已经蜕变成了真正的乌龟,不仅慢,而且以原地自我“翻身”折腾为乐……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