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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争论立宪
2016-08-22 15:50:31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仲夏的北京,一场极为重要的会议在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一处三进四合院召开。这是外务部公所,平时专供接见外国使臣之用。
  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是否要在大清国实行立宪政改。与会者囊括了大清国的最高官员:军机处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以及醇亲王载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1906 年8 月 27、28日 ,会议足足召开了两天。
会议材料
  这是奉旨召开的会议,8月25日的最高指示要求他们对“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条陈各折件”,“共同阅看,请旨办理”(《光绪朝实录》),平时在天津办公的袁世凯为此特意赶到北京。这次会议所下发的材料,就是奉命考察欧美日各国宪政的“五大臣”所提交的奏折。
  宪政考察团回国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召见载泽2次、端方3次、戴鸿慈与尚其亨各1次,另一考察大臣李盛铎直接赶赴比利时出任公使,没有回京。
  载泽考察团向中央递交了2份重要报告:《吁请立宪折》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第一折是“吁恳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第二折则详细分析了推行立宪的利弊。
  端方、戴鸿慈也已经提交了3份报告,分别是:《回京覆命胪陈应办事宜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第一折敷陈各国宪法,第二折提出必须立宪,第三折则建议应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官制)。
  此次最高决策会议的第一天,其议程就是传阅这5份奏折,因其篇幅都比较长,传阅相当耗费时间,等到大家看完,天色已晚,于是,当天没有进行讨论就散会了。
  次日,在军机大臣们退值后,与会成员再度汇集到外务部公所,进行讨论。
  《东方杂志》1906年的增刊以《立宪纪闻》为题,详细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吊诡的是,如此重要的会议,在官方记录中难以找到记载,相关与会者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这令《东方杂志》报道成为“孤证”,可信性大打折扣。但后世的研究者,普遍将此当作信史——其实,这份记录至少符合了当时的舆情期盼。
国民素质影响政改?
  根据报道,在会议讨论中,庆亲王奕劻率先发言。他认为考察大臣们的5份奏折,“历陈各国宪政之善,力言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既同享权利,即各尽义务。且言立宪国之君主,虽权利略有限制,而威荣则有增无减”。他个人相信,“立宪一事,固有利而无弊也”。
  他说,立宪之事正是“全国新党议论,及中外各报、海外留学各生所指陈所盼望者”。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若必舍此他图,即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也”。因此,他的意见是“似应决定立宪,从速宣布,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孙家鼐却提出,政改虽然十分必要,但不能操切。他认为政改的关键“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譬之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面。”正因政改涉及面如此之大,“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他认为,目前应该“丛弊太甚诸事”先行下手,等到“政体清明”了,再推行政改。
  徐世昌对此反驳道,这种“逐渐变更之法”的慢办法,已经推行了多年,并无成效,因为“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只有“大变”才能“发起全国之精神也”。
  孙家鼐又对徐世昌所言不以为然:“今国民能实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在这种国情下,即便颁布了宪法,民众却依然“懑然不知所为如是”,立宪就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副作用,“仍宜慎之又慎乃可”。
  张百熙认为,如果要等到国民素质都提高了才来立宪,“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与其等待国民素质提高后才立宪,不如通过“预备立宪”的方式对国民素质进行诱导,这样才能令其符合立宪所需要的程度。
  荣庆的发言,则与孙家鼐有相似之处,认为如今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整饬纪纲,综核名实”,订立“居中驭外之规”和“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可也”。但他比孙家鼐进了一步,认为如果不分析中外的国情差异,“徒徇立宪之美名,势必至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他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中央权威日益沦丧,政改可能被野心家绑架和利用。
  对此,瞿鸿禨深表赞同,说正因如此,目前只能“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即立宪。
  铁良分析道:“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他认为,既然国民能主动要求立宪,恰恰表明他们“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也”。如今,中国如果“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他们将不仅不以此为幸,反而会“以分担义务为苦”。
政改是个细活儿
  袁世凯附和说:“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因此,各国的立宪,都是“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袁世凯说,“吾辈莫大之责任”就是“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
  铁良接着说:“如是,则宣布立宪后,宜设立内阁,厘定官制,明定权限,整理种种机关,且须以全力开国民之知识,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平等,乃可为也。”
  袁世凯补充道,要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因为“数千年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当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他粗粗地梳理了一下,就有以下必须立即着手的各种实际问题:“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这些工作“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
  铁良又提出问题:“今地方官所严惩者有四,劣绅也,劣衿也,土豪也,讼棍也,凡百州县,几为若辈盘踞,无复有起而与之争者。”所谓“劣绅、劣衿、土豪、讼棍”四种人,正是晚清改革中出现的地方基层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逐渐排斥了传统的乡绅,而取得了基层政权的控制权。铁良担心:“今若预备立宪,则必先讲求自治”,如此一来,这些人就可以“公然握地方之命脉”,这将是非常严峻的局面。
  袁世凯回答说,正因如此,必须多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专以扶植善类为事,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慝者无由施其技”,这才是“地方自治之基础”。瞿鸿禨则附和说,如此“仍当以讲求吏治为第一要义,旧法新法,固无二致也”。
  从媒体所记录的内容来看,与会人士几乎没有一个是反对政改的,他们的区别,仅仅是政改应“速进”还是“缓进”。同时,他们也都承认低下的国民素质是推行宪政的障碍,一部分人认为应当等国民素质提高后再实行宪政,一部分人则认为预备立宪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
  最后醇亲王总结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8月29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与会成员,听取汇报,并做出了最后决断:进行“预备立宪”,推行政改。
  3天后(9月1日,农历八月十三),大清国颁布推行立宪政改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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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