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新商人派”的登场
2017-07-17 13:06:21作者: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20年1月,32岁的刘鸿生开办了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这位靠经销煤炭起家的买办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开始走上独立办企业的道路。为什么选择火柴业?他有自己的考虑,他觉得办火柴厂投资少,风险小,而且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靠手工劳动,办起来比较容易。对于当时最流行的面粉厂或纱厂,他觉得资本大,风险大,获利把握不大。同时,他感到火柴是日用必需品,对国计民生关系很大,单价虽小,但稍稍一加价,小钱也可以变成大钱。中国的火柴企业起步并不晚,只有等到他进入之后,经过多年的合纵联横,才使国产火柴与外国火柴构成竞争的态势。十年后他被誉为“火柴大王”。
  同一年,他与陶桂林等集资筹办“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为什么要办水泥厂?他在做了一番调查后发现,市场上的水泥供不应求,当时国内只有5家水泥厂,3家华资,两家日资,年产不过130万桶,还有百万桶要靠进口,而且需求还在增长。而且水泥是笨重货,远道运费昂贵,本地生产,有竞争优势。上海虽然不是原料产地,却是水泥的集散地,靠近市场。以后他们生产的“象”牌水泥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马”牌,以及大连日资企业的“龙”牌,构成了有力的竞争。年轻的刘鸿生在中国企业史上初一露面,就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
  对于自己投身实业,刘鸿生以后有过这样一段自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中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他是幸运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他想做的事,他从买办转型为实业家只在一念之间。对于“五四”的影响,我们过去仅偏重于文化、政治这些侧面,其实在中国企业史上同样有“五四”的刻痕。那时在校求学的一些青年比如都锦生、胡厥文等都萌生了“工业救国”之志。
  这一年起,在上海出现了一股“交易所热”。2月1日,年过半百的虞洽卿和闻兰亭等一批商界朋友发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7月1日开始营业时还没有从农商部领到正式的营业执照,只是准予他们先行开办。这大概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交易市场分为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油、皮毛等七个部,一开始计划筹500万元的资本,分10万股,每股50元,最后分两次实收25元,共计250万元。
  办这个交易所的最初动议来自孙中山,4年前,出于筹措活动经费的目的,他就派人与虞洽卿等商谈过,并于1917年1月,以孙中山、虞洽卿、戴季陶等9人的名义向农商部提出申请,当时没有获准,这一拖就是三年多,最后在虞洽卿的努力下终于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开张就十分火爆,当年买下的那幢三层楼房在四川路和爱多亚路的转角处(现在的延安东路),每天营业时间,门前车水马龙,停满了汽车、人力车,仅仅开业半年就获利36万元,每股分红利2元5角,股价升高到60元,最高时曾经突破100元。无论棉花、棉纱还是证券的交易都大为红火。
  受到这一刺激,上海市场上短期内出现形形色色的交易所,竟然超过了140家。这些盲目跟风而上的交易所多数类似泡沫,开门快,关门也快,真正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在1922年的“信交风潮”之后依然挺立的不过是6家交易所,除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有穆藕初、荣宗敬他们在这年年初发起的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本来华商纱厂联合会只想筹集300万元资本,分6万股,每股50元,结果认股者极为踊跃,大大超出预期,共收到3000万元。另一家重要的上海面粉交易所要到1921年成立。
  今天我们只能透过老照片,遥想当年上海交易所的盛况,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从交易市场、总务科到经纪人电话台和行市板,井然有序的背后是它曾经的繁荣,和达到的现代运作水平。这都是值得后人关心、追忆的往事,至少要比我们过去知道的张静江、陈果夫、蒋介石这些国民党显赫人物曾经介入这家交易所的运作更有意义,更有探寻价值。
  上年发生的“五四”浪潮波及上海,上海总商会领导人朱葆三、沈联芳因受到舆论指责而辞职,到这年8月总商会改选时,原有的33位会董有31位落选,只有穆藕初和钱贯一两人连任。这是自从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出现18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新老交替,变动之大超过了以往十多次的换届。42岁的聂云台当选为会长,他和穆藕初等人作为新一代的实业家,被称为“新商人派”的代表,他们受过新式教育,具有强烈的求新意识,是当时站在时代前面的新人物,被选为副会长的秦润卿是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热衷于倡导改革旧式钱庄。
  对于上海总商会的此次换届选举,上海的报纸都很关注,8月24日上海《申报》发表评论《总商会今后之希望》指出,无论何种事业,都应该随着世界的新趋势前进,如果不问世界的趋势如何,按照几十年前的旧脑筋、旧眼光办理几十年后的新事业,那是不能在世界上立足的。商业一事与世界大势息息相关,何况上海的商业与世界的商业关系之密切,作为商会领袖,“须有世界之新知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作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商业渐有起色之望。”英文的《大陆报》为这次选举感到欣慰,认为是守旧派的失败和热心改革的革新派的胜利。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里,从事经济活动、创造财富的实业家阶层是推动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举动关乎一国的经济民生,他们的声音是不能忽略的。何况那个时候,军阀还没有顾得上控制他们,他们的自治程度相当高,上海总商会身处中国工商业的中心,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会,影响及于全国,不仅限于工商企业界,而且具备辐射整个社会乃至政治的能量。所以舆论才会为这些“新商人派”的登场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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