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领:女行员之喜与忧
2017-03-25 09:51:25作者:一山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35年的某一天,在上海一家银行服务了六七年的女职员玉沙,刚上班就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管理层以经济不景气为由,一下子辞退了10位女同事。

   玉沙虽然幸运地不在被裁之列,可兔死狐悲,内心里唯有暗自感叹:在这种男子中心的社会里,我们女性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朝九晚五 比下有余

   想当年玉沙初进这家银行工作时,行里连她在内一共只有两名女职员,那时候她很庆幸能够得到一个这么不错的职位,尽管感到有些孤单。不久,银行业务扩张,陆续招进一些女职员,最多时达到二三十人。她们这群从事新兴职业的女孩子,个个都精神活跃,精明干练,与男同事分工合作,恪尽职守,可谓充实而快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机会进入银行这类“高大上”的金融机构工作的职业女性,毕竟是少数,通常只是在上海等几个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才有可能。

   比如一位叫琰君的女行员,1935年2月考进了香港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全行男女同事共五十多人,内分出纳、营业、会计、文书四部,她是营业部的英文打字员,负责归档文件和记账速写工作。

   琰君回忆说,她们上班是典型的“朝九晚五”,每天九点前到行,在签到簿上写上名字及到达时刻,照例跟同事们闲谈几句,一到九点整,大家各自归位,该干嘛干嘛。琰君部门里一共只有三位女同事,彼此感情很密切,好像亲姊妹一般,同出同入。但她们与男同事之间,无形中隔了一道鸿沟,有时候男同事们说说笑笑,她们反而要严肃地埋头做事。

   琰君的工作很清闲,一天打两、三封英文信,账单来了就记个账。有时候经理唤进去,让她用速写记下口述信稿,她的速写很熟练,并不觉得烦重。余下的时间可以看看报、写写信、谈谈天——当然不能让经理看见!每天十一点准时午膳,饭厅就在银行的二楼,下午一点继续开工。等到时钟一敲五点,收拾收拾东西,把不要紧的工作一搁,下班回家。

   对琰君这般生性活泼的年轻女孩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假日,风雨无阻地过着的,就是如此刻板的生活!

   可工作刻板归刻板,银行给她付的薪水,还是不错的。她刚进银行时,月薪是三十五元,第二年(1936年)增加五元,到四十元了。除日常出行车马费、交际费及零用之外,省俭些可以留下十五元。她拿出十元津贴家用,有时还要贴补弟妹上学的书费。余下的五元,她立了一个储蓄户,存在自己服务的银行里,行员存款,利息多一倍呢。

   据1936年上海工部局统计,上海的华资工厂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14.36元,其中男工24.08元,女工11.02元,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相当严重。相比之下,银行女职员收入要比工厂打工妹高好几倍,如果考虑到工厂的上班时间往往更长,两者待遇差别就更大了。

   此外,银行通常会为正式的职员提供膳宿和车费补贴,年底还有分红和赏银。据一位女行员1939年时的回忆,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伙食津贴外,银行还会发放战争津贴。

   男女平等 画饼充饥

   据当时一篇题为《上海职业界的女职员》的文章估计,民国年间上海女职员从事的职业,除了银行员、会计和打字员外,大多是店员。其中,待遇最为优厚的会计师和银行职员,应是大城市职场女性最向往的岗位。

   无论是玉沙还是琰君,作为年轻女性,生活在那个民智初开而又内忧外患的时代,能够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凭自己的学识和技能到社会上来立足,确实很幸运。可是,像她们那样有志气、有毅力的女子还有很多,纵然各人都努力挣扎者,大声疾呼着,结果只能争得社会上少数低微的职位。因此,她们也时时感受到隐约的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一个知识妇女,要谋求自身的经济独立,应付生活的重压,工作上就不能挑肥拣瘦了。没有亲朋师长的协助,不靠特殊的人情关系,普通女性很难进入银行之类吃香的机构中去。一旦她们进来了,即使经年累月做着与自己的兴趣完全不合的最低级职务,日复一日干些抄写、排号码、抄月报之类的机械的工作,也只好默默承受了。

   从银行老板的“生意眼”来看,对待女职员的心态是有点矛盾的,女性的沉静和细心,为男人们所不及,尤其适合于银行内部那些不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不过,她们工作上有特殊的“时间性”,往往做了几年日渐熟练业务,正为老板和管理层信任的时候,哪一天突然就会辜负好意另谋高就,或干脆跟人结婚去了。等她有了小宝宝,更不会再回到银行里来。

   而从银行女职员自身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薪水,吃穿不成问题,固然是好,可跟男行员相比,她们下班回家还要操持家务,“缝、洗、洒、扫”全由自己一手包办,甚至得照管不止一个小孩子,也够忙碌的,婚后若家庭经济允许的话,谁不想当全职太太?

   一般来讲,除银行外,民国年间大城市里可供女子选择的行业,更多是教育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也有百货商店、工厂、电影业,以及受人轻视的舞女、佣役等等。女子所做的工作,更多是低级而简单的,报酬不及男子丰厚,有许多简直是在利用和剥削女子的劳力。至于获得参政权,争取法律上平等的地位这样更高的待遇,更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公私部门要裁员,女职员总是首当其冲,哑巴吃黄连。

   比如1933年,国内报纸上就接二连三地报道,北平市长袁良、天津市长商震二人上任后放的“三把火”:把冗员和女职员一律裁撤!新官上任要求精简机构本不稀奇,但先向裁减女职员下手,如此煞风景的手段,其理由所在,无从得知。

   由此可知,本文开篇时女行员玉沙所经历的境况,实在不算是啥新鲜事。

   作者为学术期刊编辑,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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