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十年:错失的“白银时代”(下)
2017-03-16 10:53:00作者:高全喜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理由之四,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对内追求法治,除了制宪尝试,还延续了晚清新政改革的积极因素,继承了晚清法学专家沈家本所主持(杨度亦曾参与)订立的刑律、民商法等,还新颁布了一系列涉及经济、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现代法律,大大有利于民初的经济发展。一战期间,中国民营企业获得较大成长空间,在当时现实条件下,国内工商业水平,可算有长足进步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民国经济“黄金十年”(1928~1937年),按时段算属于“国民党中国”,但这不能全归为国民党政权的功劳,很大程度上它是得益于北洋时期奠定的社会与法制基础。

理由之五,北洋时期的解除党禁、民主选举、教育自主、言论开放、信仰自由等“国策”不容抹杀,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之速度与多元发展之程度,要远远高于日后。那时候,西装革履长衫马褂并行,中西古今融合交汇,相对来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及一般文化人地位较高的时期,催生了一批文化学术上的大师。

制度转型 消弭“革命”

我一直认为,百年以来,以政权管治模式论,有“三个半中国”:第一个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它是一个“军绅政权”,不断尝试制宪,却又遭遇复辟和革命的两面夹击;第二个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从形式上的股份制到一股独大的“党国”;第三个是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前30年,开始也是采取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制;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两岸政治博弈与对话的紧迫现实议题,一切仍在进行中。

前面我们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第一个“中国”。以“革命史观”为历史立论的学者,习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立宪派革命精神不够。我认为恰恰相反,立宪派不是革命精神不够,他们压根儿就是“反革命”,因为宪法本身就是“反革命”的。

近代中国转型,确实需要一场革命。清末的政治和社会到了溃败混乱的境地,辛亥革命正当其时,这跟西方各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革命类似。但革命之后,必须通过确立宪法来终止革命,把这个“必要的魔鬼”降服,才不会有各种党派团体一轮又一轮地再以武力来抢夺政权。

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转型、制度改革,可以把“革命”的威胁消除,如果通吃一切,把所有人的路都堵死了,不是逼着人造反吗?这时候的“革命”,就有其正当性了。哪个社会没有政治矛盾,没有经济利益之争?必须通过一套程序及相应的制度调整,作为一个减压阀来为各方利益谈判提供空间。清朝末年新政改革的迟缓,北洋政府后期制宪尝试的失利,无形中就是在培养革命军。所以梁启超说过:晚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最大兵工厂。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感叹的,武昌首义之后,地方上还是原来的老爷们在掌权,哪有什么革命新气象?他笔下反映的是小历史,固然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民国肇始时各地确实大都是立宪派当家做主。但这并非事情的全貌,只是阿Q这样的基层民众的认知。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毕竟有了“民国”、有了“共和”这个名分后,社会才会慢慢转变,逐渐累积,才能做到名实相符。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有《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寻找现代中国:穿越法政与历史的对谈》等多种专著面世,即将出版新作《中国制宪史1840—1949》。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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