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十年:错失的“白银时代”(下)
2017-03-16 10:53:00作者:高全喜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这些当政的军人手里有枪,好在没有过分粗鲁野蛮的做法,大不了搞搞贿选,至少说明还在“选”。而且屡败屡试,坚持相对完备的操作程序,尽可能促成国会召开,达至法定制宪人数,制宪议员们也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法定权利。别忘了,他们在这边制宪,那边还有南方革命党在“扯后腿”呢!想想后来国民党“党国”时期,“军政、训政”,动不动大开杀戒,从肉体上清除异己,那简直糟糕得多了。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到1923年10月10日,靠贿选登上总统宝座的直系首领曹锟,主持公布了“曹锟宪法”(又称“双十宪法”)。从宪法文本上说,“曹锟宪法”是相当不错的,制宪程序也可称合法。可最大的遗憾是,时局日趋纷乱,此时的“宪法”不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了,它只好成为一纸具文。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旧体制时,无论革命党还是立宪派,基本上遵循的是西方英美两国的经验,“制宪建国”路线相对温和。而孙中山推动的国民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

到1926年左右,由于北洋系政府一直无法确立宪法,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尤其没有建立起统一指挥的国家军队——这是必然的,因晚清成型的北洋新军,本身就有私家军队性质——也找不到新的组织动员机制,结果就被组织更有力、动员更广泛的南方革命派打垮了。

1928年年底,张学良奉系东三省宣布“易帜”,国民革命政权一统天下,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由此建立。

弱势政府 强势作为

因断言“历史的终结”而闻名国际的美籍日裔政治学学者福山,近年来提出过一个“国家构建”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西方早在16~18世纪之间已先后完成的国家“构建”(structure),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大谈国家“建设”(building)。

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同样分为“构建”和“建设”两段,问题是“构建”过程(也就是制宪过程)一直没做好,“建设”过程则相当短暂。以宋教仁案为转折,以袁世凯去世为标志,北洋政府虽然试图“建设”国家,采取的却是老办法、旧形式,缺乏相应的社会动员力和公信力,宪法又长时间未能底定,反而是自身的生存爆发了危机。

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历来是“成王败寇”,但我个人认为,北洋政府虽以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告终,我们却不妨再一次强调,它所管治的短短十数年,仍然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白银时代”。

理由之一,已如前述,民初十年乃至整个北洋时期,尽管有袁世凯、张勋复辟之类的不和谐插曲,制宪仍是时代的主流和中心任务。当政者试图获得人民认同,确立中央政府权威,统一社会,向正常国家转变。这种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上的努力,在中华民国其他阶段,哪里可以见到?

理由之二,北洋时期,尤其是袁世凯执政那几年,国家能力很弱,经济民生百废待举,中央财政却捉襟见肘,各地特别是南方革命政权截留了相当一部分税源,政府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举外债度日。但它依然竭力稳固外敌环伺的广袤边疆,破除英俄日列强对新疆、外蒙古、西藏及东北的觊觎企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得真是非常不错。

理由之三,尽管国力羸弱,对外关系却屡有进展,顾维钧等人贡献尤大,比如北洋修约即颇见成效。以前我们从“革命史观”出发,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刻意忽视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修约”事宜的积极一面。北洋政府还决策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提高了国际地位,虽然被迫与日本谈判“二十一条”历来为人诟病,但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仍然是经过艰苦的外交交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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