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十年:错失的“白银时代”(上)
2017-03-16 10:49:02作者:高全喜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试想想,如果只是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极力宣扬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反满种族革命主张,中国的主体面貌,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模样了,大概只会留下通常说的“内地十八省”,只会成为一个单纯的汉民族国家。

现在看来,当时若能在国家法统与统治权力大致和平移交的基础上,按“制宪建国”的正常轨道发展,“宪法进场,革命退场”,把《临时约法》升级为正式《宪法》,真正确立宪法权威,结果会更好。具体来说,制宪过程有利于稳固中央政府权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和完善财政税收体系,合理调整军队与国家的关系,进而放手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国力上升。这样就能在当时相对宽松的国际大环境下寻找较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渡过民国立国初期的难关。

1916年前后,因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又参战并终于成为战胜国之一,能挺过那几年,时局会变得对我们更有利。在内政稳健的前提下,即使外界有些风风雨雨,也会扛得住,前景是不错的。平心而论,在百年前这场国家体制“破与立”的大转变之中,“破”得分不错,“立”的过程虽缓慢曲折,但仍有所进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我才将民初十年定义为“白银时代”——当然,我并不觉得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什么真正的“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此后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分裂混乱,引发了“国民革命”(国民党说法,共产党称为“大革命”),付出更多流血和内耗的代价。既然内政不佳,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那只能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了。这笔“制宪建国”中途夭折的欠账,百年之后仍未能还清。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民初十年或曰“北洋十年”的“制宪建国”尝试,到底做了些什么,哪些没做到、没做好?这段特殊的时期,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型中,起过什么作用?又有哪些教训?

“宋案”迷踪 醉翁之意

导致民初十年“制宪建国”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无疑就是1913年3月20日突发的宋教仁遇刺案。

宋案的曲折案情无须赘述,到底谁是幕后元凶,至今都说不清楚。一位重量级政治家的遇害,对刚刚起步的民国,固然是很大的损失,但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这类不幸事件,它本身不是最致命的。如何看待和处置这起遇刺案,是依照司法程序解决,还是借此重启革命?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首先看看宋案发生前的政坛气候。当时最重要的议题,是制定和颁布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宪法》。《清帝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只是宪法性文件,还不是正式的宪法。这没什么大问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不是立国伊始就马上会拥有一部完善的宪法。但在制宪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地方:一是宪法是否应该由国会来制定?二是究竟实行总统负责制还是内阁负责制?

辛亥革命后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就有人提出,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制宪委员会”,待宪法制定颁布时,该委员会解散,再行选举国会议员,这会避免国会制宪可能存在的角色重叠和利益冲突。可当时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此建议未能落实。而国会制宪的事实,为良莠不齐的国会议员日后的蝇营狗苟埋下了伏笔。至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后,总统的实际权力到底是多大,南北两派意见是相左的。但话说回来,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能仅凭这两点就断言,后来的种种恶果乃是必然。

再进一步说,随着孙退袁进,军政实力明显占优的袁世凯略施小计,实现了其定都北京的意图,各方政治力量接受这一现实,大家也都有共同的意愿,期望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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