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烟台:芝罘华商说“二张”(下)
2016-10-17 14:44:50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年),张裕葡萄酒年产量达到张弼士期望的200万樽左右,同时海运保险和外来原料均涨价,生产营销成本上升,公司盈利未见显著增加。而1909~1918年的十年间,张裕持续扩张及日常运转的巨额开销,均是依靠变卖空地和公司房产,以及南洋汇款支持,至1919年时借外债已达18万元。

  1930年大火过后,张裕葡萄酒生产陷于停顿,时任经理张剑师私自潜逃,公司资金链面临断裂,人心浮动,张秩君不得不亲自四处奔走求援。然而,此时距张弼士辞世已十多年,他在南洋遗下的庞大产业早遭篡夺吞并,再无力“输血”。张秩君回到老家广东,向众多亲友们哭穷求助,可惜世态炎凉,昔日大富豪,今天穷亲戚,谁见了都躲。最后他唯有动员自己的七堂妻妾以及六个女儿,捐出部分私房钱和金银首饰(其中一位女儿献出黄金30两),但仍与复厂需求相去甚远。

  万般无奈之下,张秩君只得重返烟台,以张裕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借款40万大洋,自此,张裕的实际控制权落入他人手中。几经艰辛,张裕总算复工,因长时间停产,原料供应不继,市场又被竞争对手乘机瓜分,加上资金周转困难,赊销账期不能满足批发商要求,销路远不如前。其后张秩君被迫再向私人钱庄借高利贷,泥足深陷,越发无法自拔了。最终,张裕由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代管,该行行长徐望之兼任公司经理。

  此时此刻,张裕的凄凉境况,很像大约10年前南通张謇“大生商业王国”破产倒塌的情形。所不同的是,晚年的“状元企业家”眼睁睁地目睹自己一生心血付诸东流,而曾与之唱和往还的张弼士,已看不到这一切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2月初,侵华日军占领烟台。此前张秩君为避战火已返回原籍广东大埔县,其子张世环留下来维持局面,日本人派员驻厂监督。受战火所累,张裕葡萄酒更加滞销,处于半停工状态,大片园地里的葡萄烂掉也无人管。倒是因战时需求,玻璃、药樽等成为抢手货,张裕附属玻璃厂一度加班增产仍供不应求。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赴烟台接收人员对张裕需索无度,中国银行也不断催缴40万元贷款八年利息。心有余悸的张秩君不肯复出收拾张裕残局,张世环只好又一次回到广州,试图出卖父祖留下产业筹措资金,但遭遇比他父亲更惨,居然一无所获。最后,他背负一身重债,回到烟台后唯有黯然宣布公司破产。

  1949年后延续至今的张裕,已是地道国资酿酒企业,与昔日的张弼士家族,没有半分资本上的关系了。

  政记与政治

  回过头来再看看,芝罘“二张”中,祖籍文登县的“北方船王”张本政抗战前后是何境况。

  前文已述及,自1928年到193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短暂的“黄金十年”,其实也是总部设在烟台的政记轮船公司的黄金十年,政记旗下轮船增至30余艘,总吨位近6.5万吨,控制资产达几千万银元。

  当时,张本政的心态和处境颇为微妙。政记轮船的主要运营部门及大量航运业务,都以日本殖民控制下的大连为枢纽,他本人常住大连,日本武官是他办公室里的常客,政记雇佣的日籍职员,1929年时甚至在大连公园内专门为他立了一尊塑像。

  1937年春,日本侵华野心表露无遗之时,张本政对亲信下属说过:“我们买卖人不要问政治。”可见,他只是将事关中华民族存亡之危机,与一般国家间的政治纷争等同。

  “七七事变”后,中国北方海面完全被日本海军控制,日方勒令来往大连、烟台等港口的中国船只,全部充作战时补给船,一般中国船东无力逃避,唯有消极应对,政记亦不例外。1938年,政记公司的茂利等五艘货轮装货到香港,蒋介石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向港英当局法院提出:“政记公司有中国政府股份,我们不能用政记的船装运利敌物资。”这五艘船自此在香港扣留了很长一段日子,期间遭遇几次强台风,各船损失惨重。后来日方及政记出面交涉,有两艘船得以北返,其余三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日军作为战利品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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