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行:移民之城 因商而兴
2016-09-12 10:02:37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游民少积蓄,生计在舟楫。川米易苏布,衣食各有惬。”

  清嘉庆年间,即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川籍学者官员李鼎元(曾受命出使琉球,官至内阁中书、兵部主事)如此描述他眼中重庆城的商民生态。

  这首小诗虽短,蕴含的信息却不少,它告诉我们:当时西起重庆、东至苏州的长江航运线,已将四川与江南连接起来,重庆码头上的众多外来移民,依托于此,以营商为业,虽不算富裕,小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据康熙年间《四川总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三藩之乱”平定四年后,四川全省在籍人口仅18090户、共9万余人,重庆城“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人烟稀少,耕地丢荒,导致粮食奇缺,物价飞涨。

  为促使饱经战乱的四川人口增加,早在顺治十年(1654年),清廷就特准四川荒地任民众开垦,官府低价供给耕牛、种子。康熙、雍正时期,政策更加优惠:川民逃亡外省者,给付证明和路费,准其返回原籍;为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少地农民入川垦荒,明文规定新移民携妻带子入川垦荒者,准其就地入籍,移民子弟则可以在新住地参加科举考试。

  就重庆而言,因川江航运码头转口贸易的日益兴旺,创造大量经商、就业机会,对不甘心务农,或本身就从商的外省新移民来说,更具吸引力。他们或暂居此地做生意、打短工,或干脆移籍成为永久居民。

  乾隆初年,因商业兴旺,大量移民涌入,重庆城的商业行帮已多达25个,从事中介代理的各业牙行有150余家,它们主要经营棉、丝、苏广货、食盐、纸张书籍、药材山货等各类货物。府城内街巷多达240余条,乾隆《巴县志》描述其盛况云:“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嚷嚷者肩摩踵接。”

  重庆城沿江一带,商民房屋已突破城墙限制,城外由2厢发展为15厢,如嘉陵江对岸的江北镇就有6厢,以至于乾隆十九年(1755年)官府要派员驻此,分巴县江北地区置江北厅。从此,重庆城区横跨嘉陵江两岸。

  据嘉庆初年的调查,当时重庆城依法登记纳税(通称领有“牙帖”)的商人共109行,原籍几乎全为外省,其中湖广43行,江西40行,福建11行,陕西6行,江南5行,广东2行,四川本省籍仅保宁府(治所在今阆中)2行。湖广商人经营山货、棉花、靛青居多,江西商人则主打山货和药材。

  细细分析,这些商人成分很复杂,有力田致富以经商者,也有力田破产而受雇于人,再逐渐起家者,也有经营小型手工业作坊者。他们中除一部分跃为巨商外,更多处于商人的中下阶层,成为巨商下面的零售商。

  重庆的大商人与地方官僚、绅士相联结,形成稳固的“市豪”,其头面人物为赫赫有名的“八省首事”。原来,早在乾隆年间,以商人为主体和核心的移民组织——会馆,在重庆已普遍建立,规模较大者有湖广、江西、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山西、陕西八省会馆,各设主持馆务并与地方政府进行公务联系的“首事”,此即所谓“八省首事”。

  他们逐步参与了重庆的税捐征收、地方保甲、城市消防、组织团练、重大债务清理,以及地方公益慈善事业的管理、商业行帮规则的制定等等。很多时候,没有“八省首事”出面支持,重庆的地方事务几乎无法推行。

  大小商人阶层之下,还有擅长某项特殊技能,或直接出卖体力为生的商业服务群体。如清朝中期,来往于重庆及两江上下游,号称“大江拉把手”的职业水手、纤夫,常年在万人以上。今日已成山城一景的“棒棒军”,其实就是早年以力谋生者之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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