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列强西进越渝关
2016-09-08 16:13:31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名义上已亲政两年、年方二十的光绪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节,并接受他们呈递的国书。自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国门被迫洞开以来,几经周折反复,外交使节进京觐见清帝,至此才成为定例。

  那年的正月廿一日(公历3月1日),在京师西南三千里外的渝州古城长江南岸,同样一波三折之后,重庆海关宣布开关,首任税务司也是一个高鼻梁、绿眼珠的洋人——英国籍的好博逊(H.E.Hobson)。

  这时候,离康熙朝中期四川巡抚能泰在重庆港设渝关征税,已过去180多年,大清皇帝一共换了八位。明眼人心里都清楚,此“渝关”早非彼“渝关”矣。

  英国佬 红顶子

  初来乍到的好博逊税务司,也有一位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川东道台兼首任重庆关监督张华奎。但好博逊直接听命于其英国老乡、大名鼎鼎的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3~1908年在任),张华奎只能扮演一个略显尴尬的陪衬角色。

  开关前夕,张华奎陪同人生地不熟的好博逊,沿重庆城长江、嘉陵江两岸四处踏勘,寻找合适关址。当时川东一带,因外国传教活动日益活跃,民教矛盾激化,如1886年发生了有名的“重庆教案”,1890年重庆府下辖的大足县又刚刚爆发了反洋教的余栋臣暴动,洋面孔到处都不受本地民众欢迎,故海关选址工作一再受阻。

  拍板同意重庆设关开埠的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接到报告,一面抚慰好博逊说“但便商民,勿泥成见”,一面措辞严厉地斥责张华奎:“开关自互换日为始,经奉谕旨,并载约章,断难商缓。民教滋事,乃地方官之责,该道不得因暂行署理,借词延宕!”并明确指示“放胆做去,早报开关”。

  中央领导发火,非同小可。好、张二人加紧工作,终于勘定长江南岸一处天然港湾王家沱(今两江交汇的朝天门码头对岸)为关址,因该处暂无房屋可租,先在另一处叫狮子湾的码头设囤船验关,挂牌办公。重庆关的管辖范围,一是重庆老城(今渝中区东部)城墙以南全长三英里的长江段,一是自嘉陵江口上溯一英里以内江段。

  好博逊和张华奎二人共同制定的重庆海关管理章程,大体上是1877年开埠的宜昌海关章程的翻版。以实际职权论,赫德指定聘任的外籍税务司负责行政管理和征收关税,而清廷委派的关监督只有登记和设置档案的份儿,“一把手”被自己的“下属”架空了。

  对此种情形,赫德早就有过一番解释:“虽然叫做海关,但是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确实是一个改革所有海关分支机构行政管理和改进一切帝国行业的应有的核心组织。”

  换言之,这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视海关为推动积弊丛生的古老东方帝国实行“全方位改革”的发动机,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嫡系掌握话事权。而一向没有通商口岸的四川省,懂得基本国际商务常识的地方官员甚少,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只能由中央派来的“红顶洋人”说了算。

  欧美日 齐向西

  重庆开埠的头五年(1891~1896年),英国势力一直独霸山城。海关常年由英籍官员把持不说,1890年,英国便率先在渝设领事馆;同年,“重庆洋行第一家”英商立德洋行创办;第二年,太古、怡和等知名英资洋行相继登陆,加入川江航运贸易的竞争。

  1890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宣告重庆开埠,并规定英商可自备或雇用华船(此前约定西式近代轮船可以上驶重庆之日,方为开埠之时),挂洋旗驶入宜昌以西的川江。

  1891年5月12日,重庆海关开关不到两个半月,太古洋行租用本地民船装载黄丝、白蜡,挂英国旗经重庆港出川,此乃渝海关第一艘出口挂旗船;两周之后,立德洋行也以民船装载火油、海带入川,成为第一艘进口挂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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