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工业西迁血脉存(下)
2016-09-06 14:07:04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38年4月迁川工厂联合会正式成立后,跟工矿调整委员会合作,在重庆郊外,如江北猫儿石、沙坪坝小龙坎、巴县李家沱等处,选择了十多片荒地,规划为工业区。

  尽管一些地主不愿卖地,或坐地起价,但官方出面,多次讨价还价,问题总算解决。当然也有深明大义的士绅,以实际行动慷慨支持。如重庆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将嘉陵江边猫儿石附近一块二百余亩的祖田,以公允价格出售给厂商。中国人传统上极重视家产祖业,往往只有败家子才典田卖地,故颜氏此举,传为一时佳话。

  从厂商方面说,并非迁到重庆便万事大吉。因战时纷乱,风险太大,迁川工厂的固定资产,没有金融机构愿意承办保险,部分厂商对复工多有顾虑,观望犹豫。甚至有个别企业主将机器运到重庆后,任其闲置,自己带着现金跑回沦陷区或香港,大做投机生意。

  1938年10月,工矿调整处颁布“内迁厂矿复工办法”,按各工种规定时间复工,否则将“强制移用其机器之全部或一部”。到了1939年12月,国民政府应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要求,决定由中央信托局承办内迁民营工厂固定资产保险业务。至此,迁川工厂的发展障碍,才告一一扫清。

  生机在此

  到1940年年中,沿海工矿企业大规模内迁的行动,大体宣告结束。在此期间,究竟有多少家企业迁入重庆?它们在迁川工厂及全国内迁厂矿中,又占有多大的比例呢?并没有一个公认准确的说法。

  首先,战时全国内迁企业的总数就有好几个,如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是410家(1939年底止),资源委员会是452家(1940年),工矿调整处是354家,还有学者认为达600余家,其中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为448家。综合来看,以1940年统计的452家较为可靠。

  其次,迁川企业数量也有不止一个说法。《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名录》载有223家,当年主持民营企业内迁工作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记录为250家,1945年编制的一份权威工业机构统计资料认为是254家。比较而言,亲历此事且兼顾全局的林继庸说法更可信。加上政府组织迁川的国营兵工厂有10余家,迁川厂矿总量应在260家以上。

  再次,迁到重庆的企业实际数字,也众说纷纭,大多是学者的推断。如有说迁渝工厂占全部内迁企业三分之一的,有说迁川企业九成留在了重庆的。综合各家说法,再依据《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名录》记载的具体厂址一一分析,长期研究重庆城市史的学者得出结论:战时迁到重庆的兵工厂及民营企业为243家,分别占迁川工厂总数(260家)的93.5%,全国内迁工厂总数(450家)的54%。

  数据估算,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战时迁渝迁川的工矿企业,都是当年中国工业的精华,它们的集体到来,让原本以商贸枢纽闻名的山城,数年之间,担负起大后方工业中心的重任。姑举数例如下:

  顺昌、新中、新民、上海、中华等上海内迁机器厂,被誉为“抗战期后方机器工厂之中坚分子”;湖州南浔籍富商庞赞臣的龙章造纸厂,是“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开全国机械造纸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被认为“其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全国搪瓷业以上海最集中,益丰搪瓷厂则为五家大厂中之最大者;美亚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

  这些内迁工厂的资本、规模与技术均远超重庆及四川本地工厂,故它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重庆原有的工业结构,对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

  且让我们回到生生花园“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热闹的现场。活动闭幕当天,周恩来和冯玉祥一起前往在展会上出尽风头的大鑫钢铁厂参观。这位整整一年前愤然在《新华日报》头版写下“千古奇冤”十六字名句的中共才子,心情大好,欣然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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