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工业西迁血脉存(下)
2016-09-06 14:07:04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42年元旦,重庆城嘉陵江南岸牛角沱的生生花园,一场名为“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的活动隆重开幕,参与厂商97家(一说200余家),前后15天里,吸引各界观众逾12万人。

  展会之上,可谓冠盖云集。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及冯玉祥、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均亲临现场,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还有美、英、苏、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国驻华使节,也纷纷前来参观祝贺。

  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正值日寇气焰极度嚣张,抗战步入最艰苦岁月之际。这场迁川工厂联合会发起的展会盛况空前,无疑能起到鼓舞民众士气,坚定必胜信念的作用。

  抗战根基

  临江而建,长约一华里的生生花园,号称战时陪都的“国家花园”,包括国民党权力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农林部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重要机构,均在此办公。

  而当日集中展示的49大类千余种产品,则堪称迁川工厂四年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胼手胝足、卓绝奋斗的心血所在。大至煤铁矿产、炼铁轧钢、机器电器、造船造纸,小至皮革、罐头、肥皂、牙刷,举凡国计民生之所需,几乎无不齐备。

  连曾经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的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也在参观题词中写道:“中国工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历经艰险而能有今日之成绩,足证中国抗战大业已有坚定基础。”

  远道而来的迁川工厂在重庆落脚,当然绝非一帆风顺。1938年前后,大批工厂器材物资陆续抢运到重庆,起初只能在南岸圈地搭棚临时堆放,有些厂商设法到城区内外租用民房或寻觅空置房地,因陋就简,安装机器,尽快复工。

  1938年1月底,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沙利文饭店筹备成立之时,国民政府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1937年9月成立,翁文灏为主任,专责战时工矿企业事务)已派出专人到四川各地考察适当的建厂地点,经过一番奔波,选定了两处地点:

  一是嘉陵江三峡沿岸的北碚。那里周边有崇山峻岭作掩护,中间有较为平坦的坝地,经川江船王与峡防局长卢作孚长达十年的苦心经营,北碚的市政、文教、航运及工矿业已有初步基础。工矿调整委员会决定,这里将建设棉纺织工业中心,辅之以各种机械工厂。

  二是“盐都”自流井、贡井地区。1936年,该地区产盐总量为356万担,而除了供应民生食用外,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工矿调整委员会计划将内迁化工厂转去,建成以化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区。

  可是,大部分来自繁华都会大上海的迁川工厂拒绝前往北碚,担心那儿过于偏僻(距重庆城陆路约140里,水路约100里),不利生产和市场销售,他们更愿意留在重庆城周边设厂条件较好的地方。几经周折之后,西迁的复旦大学进驻北碚,文教界人士也觉得此地山清水秀,适合学术研究,纷纷跟进——其中就有一位自北平辗转南下的名作家老舍,他在北碚寓居六年,留下传世名作《四世同堂》。

  多难兴邦

  对于接纳内迁工矿企业,四川省方面确实非常积极热心。卢作孚的民生轮船付出极大牺牲,创造“中国的敦刻尔克奇迹”,已为大家所熟知。同时,四川省政府川江航务处又召集省内各河流船帮,筹集640艘船只协助抢运,并规定凡由木船运载的厂商物资,政府补贴四分之三以上的保险费。到1938年10月底止,相关支出多达120多万元。

  政府直属的各类兵工厂,由主管部门直接安排内迁重庆,优先安置到划拨的长江、嘉陵江两岸土地上,迅速建厂复工。而为了解决民营工厂征地难题,前有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汉口抱病电令,不准地主刁难工厂购地,此时省政府又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重庆市长亲自牵头,由市公安局长、市商会会长、省建设厅注渝代表及市郊的江北、巴县两县长为一方,工矿调整委员会、建筑专家、工业专家也各派一名委员,共同商议征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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