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财聚而兴说“陪都”
2016-09-05 14:57:04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自汉口飞到重庆。刚下飞机,身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于一身的他,就对守候多时的记者发表谈话称:

  中央政府集中重庆办公,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一为战时行政效率之增进。

  因日寇步步进逼,“战时首都”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驻汉各行政机构,此前一天已全部迁抵重庆。本来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行,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南京、武汉一路内撤,8月7日也在渝重新挂牌办公。而国有四大行的余下三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则先后将总部或部分管理机构移驻重庆。

  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

  “行为要勇敢,办事要敏捷”

  自1891年正式开埠通商,40余年来,重庆的航运贸易与工商百业,均有可观发展。加上“西南王”刘湘以此为大本营,主政四川超过10年,为便于筹措军政开支,颇重视“放水养鱼”,故抗战前的重庆金融业,已具备一定基础。

  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官方数据,到1937年6月为止,川省各类金融机构的总行及分支行号,共有124家,重庆占其半数;总部在省内注册的15家银行,有9家设于重庆。

  此外,银行、钱庄、银号新旧并存,又与各路军阀、官僚、买办、豪绅有扯不断的关系,有些甚至只是少数军政界权贵予取予求的“钱袋子”,乃重庆及四川全省金融业的一大特色。

  但若论财大气粗,重庆的“土豪”们,就很难跟沿海较发达城市同行,尤其是中央控制的国有银行一较高下了。“七七事变”之前,有据可查的重庆金融业资本总额(不计四大行在渝分支行)约为1600万元,其中纳入统计的7家银行共1400万元,23家钱庄银号共200万余元。号称“四川四小行”的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每家资本不过200万~300万元。

  而早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金融风波之机,强制“改组”官商合办的中国、交通两行,变相“收归国有”时,向两行一次性注入的官股资金(实为政府公债券),即分别达2000万元和1000万元。此得意之役,正是得到蒋委员长首肯,由“孔财神”亲自牵头发动的。

  话说当日飞到重庆“履职”的孔祥熙,也确实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那边厢,他经蒋介石授权,以行政院长身份遥控指挥手下亲信,通过中间人牵线,与日本外相的代表在沪、港等地频频秘密接触,尝试和谈。这边厢,他指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英资汇丰银行相约,暗中共同维持上海的黑市汇价,以防外汇价急跌冲击国内物价及外贸业务,影响民心士气。

  8月24日,他又让财政部安排在重庆召开全国银行会议,会议主旨为“统一战时金融机构,巩固法币政策,投资西南国营事业,发展边省建设”。

  大约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支持,这位据称是孔子后人的基督徒,甚至还忙里偷闲,8月13日在中共主办的汉口《新华日报》(10月份武汉沦陷前夕迁至重庆出版)上发文勉励民众:

  “一、操守要廉洁,行为要勇敢。二、办事要敏捷。三、对外言论须格外谨慎。四、屏绝酬应。五、节衣缩食。六、待人接物须本亲爱精诚之旨。”

  “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1941年7月7日,孔祥熙在国民党机关报重庆《中央日报》上刊发《抗战四年来之财政金融》一文,称:“惟财政金融,关系最后胜负之关键至巨;今后战争之成败,军事只占三分,经济应占七分,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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