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人去城空江自流
2016-09-05 14:53:36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46年5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定于5月5日“凯旋南京”,并称:

  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藉其丰沃之地方,何以克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上之形胜,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

  前一天下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乘美玲号专机飞离盘桓了八年的陪都,经西安、汉口重返南京,成为国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盛事。

  而几乎同时透露的另一则官方消息,却多少有点煞风景:重庆市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停业的厂家,已达214家。

  工潮背后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陪都民众,自不例外。但最初的狂喜过后,越来越沉重的生活负担,让他们回到现实,愁眉不展。和平的到来,也意味着八年间重庆因天时地利独享的“战时繁荣”,必将成为往事。

  就在8月11日,即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之际,重庆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黄金、美元均告下跌,百货市价更急跌4到5成,市场上银根奇紧。半个月后,重庆工业界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大行业团体,因银根紧张、物价下跌、产品毫无销路,联合请求国民政府拨款100亿元作为救济金,否则将自抗战胜利之日(9月3日)起,各厂停工3周。

  到了8月底,重庆市商会派代表请求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救济商业,经协商,获拨款20亿元,由官方的四行二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在重庆贷放。

  尽管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整个8月份重庆仍先后有500多家小型工厂停工。

  据战后初期调查估算,重庆工人的收入水平,比抗战前不增反减。如以1937年6月各种指数为100的话,则战后初期工人生活指数增长1438倍,工资指数仅增长530倍,实际收入指数下降为战前约37%。也就是说,重庆的普通工薪阶层并没有享受多少“战时繁荣”的好处,反倒受累于战时持续的通货膨胀。

  至1945年12月为止,重庆失业工人总数达到65000人,失业率达15%以上(全市工商、交通运输及各业职工总数约42.6万人)。随着不断有工矿企业减产、停业或复员东迁,情况雪上加霜,工人们人心惶惶。

  如当年9月18日,数千铁路员工到国民政府交通请愿,要求“救济还乡”。9月30日,渝鑫钢铁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反对遣散。同月,重庆中南橡胶厂因分批解雇100多名工人,也引发罢工。两厂工潮持续三月之久。

  据国民政府统计,自1945年10月~1946年2月,重庆共发生工潮432起,涉及工厂457个,共约10万名工人卷入。其中规模千人以上的工潮达18次,5000人以上的有3次。

  自1946年3月份起,重庆大渡口钢铁厂、重庆19家军服厂、兵工署第10工厂等军工企业,相继爆发罢工,连赫赫有名的爱国企业家卢作孚麾下的民生机器厂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待遇,也向资方公开叫板。

  “建设楷模”

  面对战后重庆工商百业萧条的情势,正或明或暗地加紧政治角力的国共两党,也不忘通过其主要喉舌,努力体现各自的“现实关怀”,巩固其“群众基础”。

  1946年4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重的工潮,如何解决?》,对此起彼伏的重庆工潮表示关注和支持。6月14日,《中央日报》则披露,战时迁川工厂共475家,此时已停业(含复员)232家,留川243家。

  集体复员离渝东迁的不仅是工厂企业,还有各大金融机构。1946年5月,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中国、交通三大行及中央信托局迁回上海,四联总处(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的简称)、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则迁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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