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民生奇迹”合川造
2016-08-29 16:09:07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25年8月底,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卢思挂印而去,从省城返回老家——川东嘉陵江畔的小城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
   两三个月前,四川两大军事强人杨森、刘湘因争夺地方军政大权互相火并,最终杨森战败,不得不逃亡汉口。杨森原以四川军务督理身份兼摄民政,乃成都通俗教育馆的主要赞助人。“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卢思只好被迫下岗。
   曾任民办报纸《川报》编辑兼主笔的卢思,无意重操新闻旧业,也不打算再执教鞭,几经挫折的他意识到:“一项既能保持根基,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应该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事业。”
   一段为后人称道的创业经营与城市开发传奇,在他回乡路上,悄然拉开了帷幕。
   穷则“思”变
   卢思本名卢作孚,卢思是他在川省教育界时常用的名字。
   他早年经历颇为复杂:生于甲午战争前一年,因家境贫寒,只能读完小学,却自学成才,当老师,编教材;清末时向往民族革命,加入同盟会,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入民国后,跑过大码头上海,结识了黄炎培、恽代英等时代精英;“五四运动”期间,更以犀利笔锋名闻川省舆论界,由此得到自诩“新文化军人”的杨森赏识。
   民国前期,天下纷乱,文人雅士倘能获地方实力派的青睐和庇荫,且可践行一向的理想,那真是求之不得。但卢作孚的眼界与抱负,毕竟不同一般。
   办理成都通俗教育馆后期,他曾对弟弟卢尔勤说:“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靠军人办文化教育易发生动摇,建立不起稳固的基础,每是随军事成败而人与事皆共浮沉,这是一个教训。为了国强民富,今后应走什么道路值得研究。”
   他留心“研究”的结论是,四川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于中原内地尤其是沿海,交通闭塞、出入不便乃是主因。由此,他拟定的创业路径是:先交通,再生产,再次文教。而航运比修公路、铁路花钱少,见效快,又有收复内河航权的反帝意义,无疑应是当务之急。
   “金主”杨森败走,卢作孚进退无路,遂痛下决心,另起炉灶。
   卢作孚很有实干精神,放手发动家乡群众之前,他先做了两项深入调查。其一,对合川县城及嘉陵江三峡地区(即合川至北碚江段)的社会、自然状况摸底。其二,南下重庆,全面考察以山城为基地经营川江航运的轮船公司及所属船只。
   对嘉陵江三峡沿线的调查报告认为,可利用区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煤矿、森林及进行交通、治安建设,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这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初蓝图,说来话长,姑且按下不表。
   而卢作孚亲眼所见的重庆航运业之萧条,却给这个雄心勃勃干一番事业的“新手”,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不禁感叹道,此时此地“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前“船”可鉴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重庆轮船运输业,为何萧条到如此程度?
   1898年初,英商立德驾驶“利川”号小轮船首航“宜昌—重庆”川江航线。此后,英资太古、怡和及日资日清、美资捷江等外国轮船公司相继来渝,十余年间,几成垄断态势。极盛之时,“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到卢作孚前来考察之时,长江上游航运盛极而衰,洋商日子固然不好过,华商经营的轮船有几十艘,却分属几十家企业,势单力薄,更加朝不保夕。川省内外频繁的军阀争战,拖累地方经济,货运需求减少,无疑是导致萧条的重要因素,但航运业也有自身的问题。
   卢作孚分析说:“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至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显然,盲目投资现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结果很可能是血本无归。
   面对意想不到的困局,卢作孚反复思量,最终作出两项“创新”决定:第一,开辟嘉陵江上从未有轮船行驶的重庆至合川短途航线;第二,一改长江上游各轮船公司以货运为主(因货运更赚钱)、不定期开航的惯例,以客运为主、定期开航。
   卢作孚的老家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汇处,沿嘉陵江下行约190华里水路可至重庆港。从川北地区出口的农副产品,都要经这三条河道在合川集中,再转运重庆。故它虽算不上大码头,但商贾会聚,人来货往,堪称繁盛。
   再说,卢作孚本人又是到省城打出不小名堂的“乡贤”,他相信自己在合川拥有深厚人脉和足够号召力,以此作为航运事业的起点,必定先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绝处逢“生”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召集新公司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到会者十余人,包括他的启蒙老师陈伯遵(时任县教育局长)及黄云龙等要好的同学。会议决定先行集股两万元,分四十股,每股五百元,各发起人分头劝募。
   大多数发起人跟卢作孚一样,本身没什么钱,募股的重点对象是合川城里有头有面的工商士绅们。那时候小小县城里的有钱人,一心只想买田置屋、放贷收租,或做些风险不大的小生意,哪里想过投资实业?劝募之难,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大致完成认股工作,卢作孚又筹集数百元旅费赴上海订造轮船(因重庆尚未有造船工业)。经过近两个月详细考察,他决定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一艘载重70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的客运小轮船,该船吃水较浅、马力较大,适合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
   问题是该船预算造价达三万五千元,大大高于公司两万元的股本,偏偏此时合川后方又传来坏消息:一些认股股东得知川江航运业萧条的实况,又听说有华商轮船公司倒闭,打起了退堂鼓,不愿实缴股金。卢作孚当机立断,先预付三千元订金签合同造船,随后匆忙赶回合川“救火”。
   危急关头,还是老师陈伯遵给力,他利用自身在合川县官学两界的声望,出面担保借贷,并冒险从县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才将造船所需款项全部补齐。当时出手相助的,还有曾任重庆警察厅长的合川籍官员郑东琴,他拿出了几千元的私人积蓄(后来他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
   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在重庆召开公司创立会,取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之意,将公司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资本额五万元,卢作孚获一致推举为首任总经理。负责实际管理的公司事务所,为节省租屋成本,设在合川县城破旧的药王庙内。
   此时,公司在上海订造的新船“民生”号,已下水通过试航,正在驶回四川途中。卢作孚亲赴宜昌接船,恰逢洪水汹涌,船无法上行,被迫在宜昌滞留了半个月。洪水稍退,他便带领船只硬闯三峡险滩,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安抵重庆。
   1926年8月30日,也就是馆长卢思辞职回乡刚好一年后,“民生”号轮船满载乘客,沿嘉陵江逆流而上,当天下午顺利抵达合川码头。步出船舱的卢作孚,享受着岸上父老乡亲们的欢呼。
   “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是一个奇迹。”将近20年后,一位知名美国航运企业家在重庆航业协会发表演说时惊叹。
   而“民生奇迹”初创之际的卢作孚,年方33岁,他毕生的辉煌事业,才刚刚开场。
   本文部分内容曾参考凌耀伦主编《民生公司史》及卢国纪著《我的父亲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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