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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高墙:中国阶层划分加剧
2016-09-19 14:04:28作者:向小田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上海,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近期公布了一则远期规划。在规划的草案中,上海提出,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到2040年,也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

  而根据前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014年上海市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426万。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几年内,上海总人口达到“几乎不增长”这个目标。

  不独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城市,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控制城市总人口数的意愿。因为城市资源,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优质资源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城市总人口的增长,超级都市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限制性的措施,包括高房价、限购、拍牌以及子女入学等,将大量想要转移到都市的人口排除在外。

  通过提高在超级城市生活和居住的成本,中国一线城市正在筑起一堵无形的高墙,将其他区域的居民和本身的居民隔离开来。

  在社交网络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就是这种被高墙隔离现象的外在表现。而这些被隔离开的居民,起初他们虽然看到生活成本的下降,但是,久而久之,他们会发现,在被隔离开的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公共治理远远落后于一线城市。一则来源于河南某地运管便衣执法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样的视频层出不穷,越来越说明一个问题,地方公共治理的缺失,在演变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二三线城市的文明发展仿佛落后一线城市若干年,以至于在当地,裙带关系、官商关系等传统势力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相当之大。对于那些没有背景,只能依靠个人奋斗来改善生活的人而言,在小地方要出人头地的难度,似乎更大。另外一方面,一线城市对于高端就业岗位的垄断,尤其是金融业、互联网等,使得二三线城市年轻人在寻找合适的职业发展目标上也困难重重。许多在二三线城市的朋友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表达自己在职业发展上的困扰。他们要么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没有特别的关系,在一些岗位上长期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当他们希望转换跑道到体制外,却又发现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当他们想要到一线城市寻找梦想时,那无形的高墙却又扎扎实实地把他们挡在了门外。

  同样,即便是在一线城市,这些高墙依然存在在各个群体之间。且不说以房价划分了不同人群的居住环境,没钱的自然就被排除到了外环之外,在其他领域,这些高墙也在越垒越高。

  举个例子,以静安寺的某愚园路学区房为例,两年前对口的小区单价还在五万元左右,但是经过2016年上半年的剧烈上涨,单价已经接近近十万元。北京清华大学旁的华清嘉园,早已在去年就被爆出房价超过十万。这些不是个案,在许多地方,公立学校的学区房房价上涨,已经形成了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将一些群体和另一些群体,一些群体的孩子和另一些群体的孩子,几乎完整地隔离了开来。

  通过住宅小区、学校等方面的价格调节机制,城市居民在资源的占据上,已经对后来者形成了一种非常高的壁垒。

  当车牌拍到八万,中签率低于4%时,新入者即便想要买车上路,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内环中环内住宅用地稀缺,新入者想要一个舒适的小区环境,就已经自然被调剂到郊区。当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资源已经被占据,新入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让孩子仅仅不熟在起跑线上。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已经让一部分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如何保住这些生活质量不下滑,如果可以的情况下还能提高,他们还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也是他们焦虑的根源。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兜底机制又没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往上爬。这中国社会的竞争,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竞争追逐少量的资源,已经让某些服务变得越来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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