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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人善解山灵意
2017-08-26 09:31:19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当了83天皇帝,但准备工作却超过一年,前后严重不成比例。通常把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作为帝制运动的开端,其实这个时间点,起码可以往前推一年。彼时夏寿田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担任内史(秘书),系复辟帝制的主持人之一,他告诉张国淦:“在民国三年下半年,我辈已由言论而进入实际阶段……”若从此时计起,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这一年多的漫长前戏,到底在忙乎什么呢?

答案之一,便是劝进。

劝进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论人数,以万计;论身份,上至总长、将军,中至学者、商人,下至妓女、乞丐,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论派系,主流自然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却也不乏曾与袁氏短兵相接、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人和满清遗老。就此来看,劝进可谓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表演,充满了名与利、真情与假意、见风使舵与虚与委蛇、欲盖弥彰与欲迎还拒。“帝制”两个字,成就了民国初年最滑稽的一出戏。

既然是戏,则有假戏真唱与真戏假唱,抑或本是观众,却成了主角,本是主角,却成了观众。基于此,可将形形色色的劝进者,分作真劝进、假劝进、被迫劝进、半推半就劝进等。而今辨析劝进的角色,不是为了明察哪些人是丑角,哪些人在反串,而是为了认清这出戏的唱法。最终我们会发现,日光之下无新事,劝进的剧本,古今都是一个路数。

真劝进者,首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那年头,若谓谁最希望袁世凯当皇帝,谁最积极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称帝谁收益最大——这三个答案,窃以为都是袁克定(关于第三个问题,需要略加解释:假如袁世凯只当总统,以袁克定的平庸才具,哪怕老子一意扶持,至多官居总长;假如袁世凯称帝,作为嫡长子,袁克定显然最有可能成为太子,与皇位仅仅一步之遥)。帝制运动的关键环节,几乎都与他有关,如筹安会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组建等。最出格的行径,则属篡改《顺天时报》,伪造舆论,蒙蔽袁世凯。如阎锡山回忆:“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这里顺道说一点。关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一事,吾友金满楼、谌旭彬等皆认为不实。不过,亲信伪造报纸欺骗袁世凯,并非子虚乌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厂杂记》,称梁士诒、袁乃宽辈曾伪造上海《时报》,“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有一天赵尔巽拜见袁世凯,读到假《时报》,大惊失色,袁世凯询问其故,两相对照,终将骗术戳破。我还见过一种说法,赵尔巽换成了王士珍。据侯毅《洪宪旧闻》:“闻项城(袁世凯)所阅报纸皆由府中人修改后重印进呈,多称颂功德之文。一日王士珍进谒,项城示以报纸,颇有矜色。王曰:‘外间报殊不尔。’乃检外报呈阅,项城默然,始知为左右所绐也,然势已不可挽矣。”这两节故事,不妨视作劝进之变种。

袁克定之外,历史名声最大的劝进者,应数杨度。杨度劝进,共有两大壮举:一是写作《君宪救国论》,托老同学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读后大喜,批示道:“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稍后亲书“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由此足见此文的力量,被后世称为帝制运动的先鞭,并不为过;二即组建筹安会,一举撕破了帝制运动暧昧的面纱,将其从幕后推到台前。对这两招,需要辨识:民国初年,杨度官运不佳,倍感失落,他从夏寿田处听闻风声,遂写《君宪救国论》,以投袁世凯所好,争取“圣主开基第一功”(杨度挽郑汝成),这属于名利心作祟,不必否认,然而,《君宪救国论》文中所论,于他而言,谈不上违心,甚至可以推断,共和危机,君宪救国,恰恰出自他的所思所想,所以说他的劝进,从理念上讲,亦可自洽。

值得一提的真劝进者,还有陈宧。我之所以要写他,不仅因为他是“送命二陈汤”之一陈(袁世凯称帝而败亡,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之说,“二陈汤”中,最得袁世凯宠信、同时给予袁世凯致命一击的便是陈宧),更因他劝进的丑态,肉麻至极,令人作呕。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1915年初,陈宧领兵到四川之前,向袁世凯辞行,“伏地九叩首,且膝行而前,嗅袁之足曰:‘大总统如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宧此去,死都不回……’袁曰:‘一切照汝策画,决正帝位。’”曹汝霖恰巧在场,见证了这丑陋一幕,后来告诉刘成禺:“此种嗅脚仪式,欧洲中世纪有对罗马教皇行之者,陈宧在大庭广众中竟能出此,官僚所不为也。”

说到陈宧,还得补充一点。当时之劝进,可分作个人劝进、团体劝进、地方劝进。各省劝进电中,最具文采的正是陈宧所在的四川。其电云:“唐虞禅让,典由个人,殷周鼎革,理犹失政,秦汉而下,陈陈相因。唯我元首,文武全神,顺天承运,天下归仁。四万万众,民意同伸,全体共戴,如拱北辰。德逾尧舜,汤武岂伦,愿建皇极,早御黻宸,富强华夏,协和外邻。宜尔子孙,保我黎民,万年有道,传之无垠。”读来铿镪顿挫,意气飞扬。相形之下,像郑汝成等人的劝进电:“伏愿我大总统府从民意,早奠邦基,以百姓为心,以国家为重,即日诞登大宝,用付海内苍生之望”,与朱启钤等起草、全国通用的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不由黯然失色。

劝进者除了人,还有媒体。1915年10月,《远东杂志》记者欧尔温等游览湖北宜昌桥边镇平善坝的石龙洞——因洞中有一些形似龙蛇的钟乳石,故而人称石龙洞——见到石龙,以为龙化石,遂拍照寄往国内外各大媒体。上海《亚细亚日报》原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借此机会,发表新闻《宜昌发现石龙之异闻》,编者还写了一篇短评《记石龙》,称石龙现身,乃是祥瑞,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湖北官员如王占元、张履春不甘落后,纷纷向袁世凯发电、上书,以表忠心,更有甚者,则请袁世凯“册封石龙为瑞龙大王,改宜昌县为龙瑞县”。对此丑剧,后世作诗讽刺道:“敕册江神御墨浓,彝陵祠庙有重封,官人善解山灵意,鳞甲森森报石龙。”

作者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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