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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的启蒙
2017-08-12 09:39:44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既往的视角,往往只将新文化运动与政治变革关联起来,而忽视了其走进社会的那一层面相。视野与思索向来敏感的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经喟叹“中国社会之堕落窳败,晦盲否塞,实使人不寒而栗”,故“夫社会之敝,极于今日,而欲以手援天下,夫孰不知其难?虽然,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界,而社会方面空无人焉,则江河日下,又何足怪?”与梁任公感同身受,随着运动的日益深入,部分知识精英发起了改造社会的呼号,并逐渐弥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形成了各个阶层一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会囿于各种主客因素,呈现出自身的不足,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例外。要言之,新文化运动有三个方面存有缺憾,值得后人反思与借鉴。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免过激。新文化人反对旧的制度、伦理道德,传统文化自然成为其集矢之的。当时不少新文化人认为新旧文化不可调和,“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而这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基于此认识,他们倡导与之决裂。用李大钊的话讲,“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因而不少言论出现片面甚或极端的特点,如钱玄同径直提出“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孝之书”,“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种,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虽然从新文化运动的全程来看,以上言论尚含有斗争手段、叙述策略的考虑,即通过矫枉过正,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但毕竟在一定时期和领域内对传统文化缺乏区别对待,产生了不良的效果。

第二,出现对科学泛化甚至神化的倾向。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曾指出: “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可见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科学一词已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绝对的权威。过犹往往不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的一致倡导却导致一种科学主义的崇拜,认为世间一切关乎自然、人类社会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出现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倾向。然而科学一旦被神化为可以解决一切、裁决一切的东西,那么也就违背了科学的本性。

第三,思想启蒙尚未完成,且任重道远。30年前,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认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虽然学界一直对此观点存在争议,未成共识,但李揭示出的问题确是真实的情形。通过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科学与民主已然深入人心,但落后专制的观念依旧存在。诸上情况值得我们进行深思。

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一场文化壮举,为后人留下了宝贵之思想遗产,但亦存在一些缺憾未能完成。站在新的世纪潮头,我们自当接续先贤夙愿,继续推进这未尽的思想启蒙。于新形势下,今人如何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汲取他国文化成果,从而实现中西文明互鉴的重大课题。而这一课题,不也就是一百余年前新文化人所孜孜以求的愿景吗?由此观之,新文化运动虽已走过百余年,却并不遥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续进行思想启蒙,此项重任依旧在路上。这或许正是今天我们回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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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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