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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的启蒙
2017-08-12 09:39:44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到了30年代,针对至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的解释权问题,还出现一场论争。1934年初,艾思奇发表的《二十二年来的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他说:“真正的新时代之到来, 是在新时代已完成了自己特殊的武器而能独立与传统作战的时候。在欧洲, 这就是文艺复兴以至启蒙运动的时期;在中国, 就要举出五四。”艾氏作此种判断是有可能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之后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陈伯达、侯外庐等先后撰文论证,史称“新启蒙运动”。不过即使政治立场不同的学者,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的亦大有人在。如殷海光, 他在《论胡适南来》一文里讲:“由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底合作, 产生了启蒙性质的五四运动。”

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虽然新文化运动出现后,不少学人甚至政治家对于其性质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论,大体都遵循了比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或启蒙运动的路径,这在民国时期大体属于共识。然而这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时代背景的变化,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性质的争议又趋于升温,且呈现海外与大陆迥异的情形。如余英时先生指出须对相关概念进行甄别,“不能轻率地把‘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仅仅看作两个不同的比附性的概念,由人任意借用以刻画五四运动的特性。相反地,它们必须被严肃地看作两种互不相容的规划,各自引导出特殊的行动路线。简言之,文艺复兴原本被视为一种文化与思想的规划,反之,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政治规划”。

与之颇有不同,著名近代史学者耿云志先生经过细致的爬梳,认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一个发现个人和解放个人的过程, 是一个把古代人鲜活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复活起来的过程, 是一个理性战胜权威, 科学祛除迷信的过程。在这些要点上,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似和相通。在欧洲, 是从宗教和教会的束缚中解放个人;在中国则是从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中解放个人。在欧洲, 人们所追模的精神典范是古希腊、罗马;在中国,人们所追模的是先秦时代。在欧洲, 理性所对抗的权威是教会;在中国, 理性所对抗的权威是专制权力与宗法制度。”当然,耿也承认中西具体历史情境的差别,其所“认同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说法, 是专指新文化运动而言观念、新制度经历了一番从容孕育, 从容成长和从容巩固的过程。而在中国, 这个过程是在紧迫的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 被压缩在短短的几年或十几年之中。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 如大河决口一样, 奔腾泄下, 没有来得及形成众多的涓涓细流, 从容灌溉农田和滋润花草树木,便匆匆入海。对此, 不免有所遗憾”。

由上可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部分学界中人心里,并非可画上等号之概念。其背后缘由的考量,怕是已跃出了单纯学术的藩篱。

三、走向与缺憾

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也引发了盛况空前的政治变革。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同仁渐趋分化,最终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自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胡适、蔡元培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没有脱离政治,“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等主张的提出,正是他们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的体现。另外国民党改组成功也拜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赐。正是意识到“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所言)可以说国民党自我更新的过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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