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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的启蒙
2017-08-12 09:39:44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溯西学之本源,开中国文化之新风,这恐怕是蒋氏倡导文艺复兴研究的意图所在。

继之而起。以文艺复兴来解说五四新文化运动, 胡适扛起了这面大纛。除了处于与蒋百里类似的借镜西方、倡我文化的目的外,胡适以文艺复兴来比附新文化运动,恐怕也是出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为了让西方社会比较容易且更加关注与了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找出这个运动与西方人相对熟悉的, 与之相类似的西方历史事件来加以解释,把新文化运动说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一个较为讨巧的方法。现在所见最早有关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来说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是胡适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 题目即《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胡适在开场白中讲到:“说到文艺复兴这个词,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西方历史上那场预示着现代欧洲诞生的伟大运动。这同样的名词与过去十年来席卷全中国的一场思想与行动的意义深远的变革非常吻合。为了方便起见, 我就用这个名词, 并且会尽力给你们讲述一些它所包含的那场运动的意义。”其中隐含两个核心观念:第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上相吻合。第二, 因欧洲人熟悉文艺复兴这名词和它所含的意义,如此描述形容便于双方理解。

1933年7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系列演讲时, 进一步解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该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地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 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巧的是,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新的批判与探索的现代历史方法论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这场肇始于1917年,有时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潮”的新运动, 都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 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了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运动。

可见胡适从具体特征上又将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做了紧密的结合,如此一来,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或启蒙特色让更多海外学者所了解。

无独有偶,梁启超也有此意。他甚至将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段拉长回溯到清代,以清代学术作为载体,来诠释本土的文艺复兴之途。1920年成为梁政治事业与学术事业的分水岭,自当年始,梁启超将后半生的绝大多数精力倾注于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之中。其间所完成的学术著作更是极具分量,梁亦凭诸多作品执民国学界之牛耳,且因之享有中国“启蒙运动”元老的美誉。梁氏晚年的作品中几乎都渗透着他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种理论,即“理学反动说”。这一观点的主要含义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即“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由这种“大反动”引发出五种趋势:第一是王学自身的反动,第二是自然界探索的反动,第三是西方历算学输入之反动,第四是读书讲学风气之反动,第五是佛学反禅宗之反动。同时,该学术思潮“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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