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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政见
2017-07-29 09:24:01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王照是戊戌变法的过来人,论派系,属于维新派,不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并不合拍,时有冲突。政变之后,他被迫流亡日本,曾与犬养毅(木堂翁)笔谈,对于变法,有一极精辟的考语:“敝邦之政变,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这不是和稀泥,两方各打五十大板,变法之所以失败,守旧党与维新派的确都有责任,我们惯于责难前者,实则后者的理论与实践都大成问题,“庸医杀人”四字,字字如刀,简直为他们量身定制。

   王照晚年作《方家园杂咏纪事》,继续反思戊戌变法,其见识依然发人深省。如论及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这里的“权利”,指权力和利益。王照认为,既然慈禧喜欢这二样,那就顺其胃口,正如英国人容让贪财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全大局。他以此向康有为献策,可惜康氏不听,“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最终导致皇帝与太后决裂,兵戈相向,变法一败涂地,血染菜市口。

   如果说当局者迷,那么时隔百年,迷雾尽散,正适合论定是非。王照的判断与策略,到底有没有道理和可行性呢:慈禧是不是“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果,只要保障她的权力和利益,便不会反对变法么?

   先说政见。慈禧身后,并未留下什么主义、思想,甚至连响彻云表的政治口号和名言都没有。说到名言,想起两句话。一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常常归于慈禧名下,倘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述属实,那么其作者,应是刚毅:“大学生刚毅尝语人曰: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我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刚毅一贯仇汉,引申出“不予家奴”,自可成立,不过他也仇洋,引申出“宁赠友邦”,未必合理。二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出自1901年2月14日清廷上谕,虽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当时光绪形同傀儡——却可视为慈禧的声音,问题在于,结合上谕内容及前后的行动,可知这个“量”,意思不是尽量,而是考量,正如这条上谕,旨在要求议和大臣“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后世以此言判定慈禧卖国,则属断章取义。

   言归正传,我同意王照的判断,慈禧这个人,的确没有什么政见,而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当然在一些人看来,实用主义也是一种政见,而且是最好的政见。她执政中国近五十年,其长处,一是善于顺势,二是善于纠错:她的知识缺陷,决定了其治国之路,免不了误入歧途,然而以她对时势的感知与应对能力,则可将迷失的国家尽快拉回正确的方向。譬如说,中日甲午战争,起初她对主战并无异议,中途见机不妙,立即转向主和;她扼杀了戊戌变法,三年后推行庚子新政,无论力度还是深度,相比前者,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度迷信义和团的神术,被列强打醒之后,迅速与义和团切割并痛下杀手……只可惜,晚清国运,每况愈下,得过且过,或者比作拆东墙补西墙,往往因西墙缺口太大,把东墙全拆了都补不了——这充分呈现了实用主义的困境,缺乏大略的实用主义,终将日暮途穷。李鸿章被称作“大清的裱糊匠”,其实这个说法,同样可施与慈禧。

   如果能够认识到慈禧的实用主义态度,则可知她对变法,不会有什么成见。戊戌变法之初,她非但不是反对者,反而大力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发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所谓百日维新,便从这一天计起。根据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力格局,这道诏书,若未得到慈禧同意,断难出台。

   明定国是诏书,由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起草。可观其当天日记:“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首先,“上奉慈谕”,上即光绪,慈即慈禧,这足以证明慈禧的变法意向;其次,慈禧和光绪都主张“专讲西学”,足见变法决心之坚,反倒是翁同龢这样的稳健派(保守派),坚持中体西用,所谓“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表现于诏书,则成了“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么一来,“专讲西学”被置于“圣贤义理之学”之后,变法话语不由大打折扣。光绪与翁同龢的矛盾,至此已经不可调和,稍后翁同龢被驱逐,其实是光绪的主意,后世把责任推到慈禧头上,着实冤枉了她。

   那么,慈禧何以从变法的推手,转向刽子手呢?此中关节,则在权力的争夺。这里需要往前说一点。慈禧执政,名曰“垂帘听政”,皇权专制之下,属变态而非常态,连慈禧懿旨都曾明言:“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太后垂帘,因为皇帝太小,待皇帝长大成人,太后则得撤帘、归政。光绪16岁那年,慈禧曾有意归政,为群臣所阻,拖了两年,1889年3月4日,慈禧归政,光绪亲政。不过归政不等于不理国事,用现在的话讲,慈禧不是全退,而是半退,光绪有决策权,她则有监督权。至于这二人的权力分成,到底是几几开呢,只能说,从光绪亲政的十年来看,他所掌握的权力,足够发动一场战争或改革。

   戊戌变法发展到哪一步,激起了慈禧的危机感,历来众说纷纭。然而,不管是清洗礼部六堂官,还是任命军机四章京,不管是设制度局,还是开懋勤殿,不管是召见袁世凯,还是召见伊藤博文,反正,光绪的举动使慈禧意识到,她手中的蛋糕开始动摇,这十年与皇帝的协议或默契开始破碎,眼前这一幕,不是变法,而是夺权,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对于一个权力欲极强的老人而言,再也无法安枕,一旦她起身,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论析至此,足以引出结论:慈禧与光绪之争,不在政见,而在权力。帝制之下,“吾家事即国事”(慈禧语),反之亦然。所以王照总结为“纯为家务之争”,亦无不可。只是他的假设——保障慈禧的权力和利益,变法便可推行下去——更多是一厢情愿,短见薄识。须知专制社会的改革,第一要义便是缩减、限制专制者的权力,变法的刀子,迟早要落到慈禧身上,那一刻,图穷匕见,你死我活。慈禧晚年推行立宪,临终悔恨“毕竟不当立宪”,正可视为对这一事理的最佳诠释。

   作者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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