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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奴才之辩
2017-06-24 08:59:20作者:羽戈 袁媛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外人物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是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现身,不过被改头换面。话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在日本考察宪政,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了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不得不承认,改编的这番台词,并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站得住脚——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可惜后面的诠释,不尽属实,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这显然在抹黑大清,当时各省出钱出兵,不在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后腿,两国作战,以现代战争的标尺衡量,一方是一个国家,一方至多一个加强排,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应了梁启超的话:“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彼时,立宪与专制之战,前者并非必胜,然而若论胜率,自然以前者为大,高达十之八九。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过于对人才的生产。   彼时,立宪与专制之战,前者并非必胜,然而若论胜率,自然以前者为大,高达十之八九。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过于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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