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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杀的公司——中国公司诞生记
2017-05-10 13:21:41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在一个国家政局比股票行情更加动荡不定的年代,在一种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文化环境中,显然无法奢望“公司”成为一种“力量”。从诞生之时起,它就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毫无“力量”……

开眼:契约精神进中国

战乱之中,英国人居然为大清政府代收税金,这样的契约精神和“戆大”精神令大清国惊诧莫名……

1853年,上海风紧。
  在广东商人刘立川的率领下,“小刀会”联合本地的天地会,发动武装暴动,攻占上海县衙。
  枪炮声过后,上海的外商们惊喜地发现:大清海关不见了,没人征税了。但是,一个英国“戆大”(上海话“傻瓜”)却站出来,搅醒了英国商人的美梦。
  这位“戆大”,就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中国教科书上著名的“帝国主义急先锋”。阿礼国表示,作为英国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维护英商合法权益外,还“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他宣布,即使中国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国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也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缴付完结各种捐税。
  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是少数比较对等的条款之一,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干部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但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的任何抨击。
  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和“约翰·德格代尔号”,连中国海关对它们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
  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逃之夭夭的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暹罗、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他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渡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上访请愿”。
  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因此,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
  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尽管弄得里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中国海关的走私现象在洋干部们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丧权辱国”的海关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为稳定、坚实的财力支撑,并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廉政、高效的机构。
  这场代收关税的小小风波,似乎没有给当时内忧外患的大清帝国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但几年之后,恭亲王奕主政,开始对这些“蛮夷”的“守信”刮目相看,也就此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
  作为西方契约精神的最典型代表——“公司”,就将在恭亲王的推动下,成为大清国一个时尚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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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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