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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耆的开明
2017-04-29 09:52:51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荣禄之后,以开明著称的满族高官,当推托忒克·端方和爱新觉罗·善耆。

   我对端方评价不高。其人才具,显然难以匹配郑孝胥所吹嘘的“有学有术”,辜鸿铭称他“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与张之洞“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对比,可谓持平之论。他的聪明,表现之一,即对潮流的追踪:戊戌变法来了,他讲变法,庚子新政来了,他讲新政,预备立宪来了,他讲立宪。因其善于趋新,与时俱进,故被誉为开明人士。可惜,辛亥革命来了,他还没来得及讲革命,便被革命的士兵砍下了脑袋。其横死之悲剧,一面基于时代浪潮的汹涌澎湃,卷入其中,便无回头路;另一面,则因他“志大心切”,所谓心切,即热衷权力,不甘寂寞,古训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他却选择在惊涛骇浪的辛亥年复出,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这么凶险的职位,自己把自己推上了死亡的刀尖,自作孽,不可活。

   倘以端方为参照,肃亲王善耆大概是那个时代与他最接近的人:论年纪,端方生于1861年,善耆生于1866年,属于同代人;论出身,端方是郑亲王后裔,善耆是肃亲王后裔,皆属皇室贵胄;论政事,端方办教育,善耆办巡警,俱为新政先锋;论才艺,端方精于收藏,善耆精于戏曲,都是雅人韵士;论功业,端方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善耆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之一……

   他们最相似的地方,还是头脑之开化、观念之新潮。这着重体现于两点,一在新政,二在处理与反对派尤其革命党的关系。

   论新政的知与行,端方与善耆大体处于同一水平线。相形之下,端方侧重于知,善耆侧重于行。1906年9月,朝廷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鉴于民智未开等国情,特设九年预备期,九年过后,才能开国会,定宪法。对此,立宪派十分不满,各省纷纷派代表赴京,请求速开国会,是谓“国会请愿运动”。主政者的态度,以压制和敷衍为主,一度下令遣散代表团,将代表驱逐出京。此事交给民政部办理,时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拒绝执行。他认为应该保护代表团:“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还附议他们的言论:“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等语。”可惜孤掌难鸣,落得满腹牢骚:“……各王大臣对于国会之态度,不独无真实赞成,且大有反对之意;即或敷衍缩短,亦迫于时势使然,将来必仍有阻力之发现。乃外间不知,犹殷殷企望,此则诚可悲悯者耳。”大体而言,善耆的立场,与立宪派接近,甚至可径直划入立宪派。

   相比立宪派,与革命派打交道,更能体现善耆的开明。对于革命党人,执政者无非镇压与招抚两种办法,善耆属于后者。一方面,他大胆任用革命党人,其幕僚程家柽、谷思慎,都是同盟会员,而且程家柽还是同盟会健将,曾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可谓老牌革命党,善耆照用不误,信任有加。1908年,他派程家柽赴日本东京,给同盟会总部送去三万元,其用意,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通款于革命党,希望停止革命行动,和他一道建设宪政;二是“以尽友谊,声明绝无条件”。对于这笔巨款,同盟会内部同样有些争议,有人认为“虽渴不饮盗泉”,有人认为只要用于正途,但收无碍,最终还是接受了,投入革命,正所谓拿政府的钱,革政府的命。

   另一方面,当革命党人酿出事端,善耆往往主张宽容、善待、从轻发落。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失败被捕,朝廷惊怒之下,决意严惩,除了“先挖心后斩首”,还有人提议诛徐锡麟九族,善耆坚决反对,提出一要“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要“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三年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法部尚书廷杰等主张判处死刑,善耆力争,并说服载沣,最终判处终身监禁。这些言行,使他背负了“通革命党”的嫌疑,以致波及仕途,从炙手可热的民政部,贬到理藩部这样的冷衙门。

   那么,“善耆与党人通”的说法能否成立呢?这显然高估了善耆的政治觉悟。1907年,章太炎书生气发作,致信善耆,邀请其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事业,“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试图以名垂青史说服善耆,终归徒劳。善耆回话称“不愿入盟,但愿相助”云云,都是虚辞。他交通革命党人,意在怀柔、分化,把日渐兴起的革命消弭于无形,正如革命党人程家柽等投奔他,目的在于“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推翻政府”。要言之,这好比一笔政治生意,双方各取所需,无关观念,无关忠诚。

   再以端方为例。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端方在美国旧金山考察宪政期间,曾约他见面,二人之间有一段对话。端方道:“我未来金山,即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刘成禺答:“我不知所讲何话。”端方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所谓“那些话”,即排满论。窃以为这番对话,最能反映端方、善耆等开明派官员对革命的态度,不管使出什么手段、什么说辞,无非是为了消解革命。

   由此说来,开明的界限,正取决于革命的界限。当革命党的行动和破坏力保持在一定限度,譬如止于宣传,止于暗杀,止于边陲之地的起义,并未危及政权存亡,善耆等权力者不妨表示其开明的胸怀,以示宽仁,以示自信;然而,一旦革命越界,使江山岌岌可危,国柄摇摇欲坠,他们再也开明不起来。武昌起义之后,善耆的立场忽然转向强硬派,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当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他则逃到旅顺租界,发誓“永不践民国土”,此后重组宗社党,立志复辟,一意与民国为敌。这完全是顽固的遗老之举,哪里还有一丝开明的影子呢?

   善耆离京之际,曾赋诗一首,名曰《辛亥十二月出都口占》,堪为其心志之写照: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有人对善耆的转向迷惑不解,我则以为,其道一以贯之,谈不上什么转向。善耆与革命党的种种纠结,所呈现的开明与保守,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须知专制之下,所谓开明,只是权力的一种修辞,一种策略,随时以权力的损益为转移,善耆从开明退至保守,正如他的同侪从保守进至开明,都是一个道理,这不是取决于理念,甚至不是取决于权力,而是取决于权力所受到的压力。此外需要注意,善耆的时代,流行一种风潮,名曰“开明专制”,以“开明”修饰“专制”,要义还是专制,相信开明派能够主动改造、摧毁专制,不仅愚蠢,而且危险。

   作者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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