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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禹贡》半月刊到《边政公论》
2017-04-15 09:41:18作者:马大正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提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社团及边政学的蓬勃兴起,不能不提禹贡学会。

1934年初成立的禹贡学会及其创办的《禹贡》半月刊,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亦非专以边疆为研究旨趣,但其对现代中国边疆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禹贡”一名,取自古代经典《尚书》之《禹贡》篇。《禹贡》篇以地理为经,将天下分作“九州”,并对各地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族群、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而禹贡学会之创办,即系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为目的”。它是继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之后,又一个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

“补民族复兴之工作,尽书生报国之志”

禹贡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但跟后者广纳各界人士参加不同,禹贡学会主要由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的历史系师生组成。学会的发起和倡导者,是“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及其弟子谭其骧,顾颉刚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

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包括钱穆、冯家昇、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烺、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很清楚,他们的大名可谓一个个都如雷贯耳。

《禹贡学会会章》开宗明义,“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尽管禹贡学会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中国社会现实形势的急速变化,加上众多优秀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周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

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但自学会成立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它所组织和支持的研究、编辑和旅行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成绩亦相当突出。最能反映学会学术成绩与风貌的,当属《禹贡》半月刊。

《禹贡》半月刊为禹贡学会会刊,创办于1934年3月1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份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科专业刊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强邻肆虐,侵略不已”,这才有顾颉刚等学者“同人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的举措。因此,《禹贡》是不甘坐困书斋的学者们参与爱国救亡运动的产物。

《禹贡》本以历史地理学科定位,初期刊布内容多距离边疆问题较远,但随着日寇步步进逼华北,民族危机加剧,刊物主旨逐步由古地理研究延伸扩展到边疆研究,其目的在于向社会大声疾呼,关注边事,以固边防。《禹贡》先后刊出《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后套”属河套平原,今内蒙古与宁夏交界黄河沿岸的一段)、《康藏专号》和《察绥专号》(“察绥”指当时的察哈尔省和绥远省,辖境分属今内蒙古、河北及山西),其他各期中有关边疆研究的文章亦有相当数量。

《禹贡》的研究覆盖面小于中国地(理)学会会刊《地学杂志》,但它所载文章也包括边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等诸多内容。

“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目标”

1937年7月16日,《禹贡》出版了第7卷第10期,因“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以北平为基地的禹贡学会被迫中断运作,它也不得不停刊。《禹贡》半月刊虽仅存在三年多,但它共出7卷82期,载文708篇,既反映了学会同人的学术思想与实践,更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边疆研究高潮期的研究盛况。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辗转迁往陪都重庆,1941年,西迁成都的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大学(均为教会大学)共同组建了中国边疆研究学会,并于1942年在重庆发行《边政公论》月刊。该杂志接续《禹贡》半月刊的薪火,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事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刊物。

直到1948年停刊,《边政公论》先后出版7卷,刊发了一大批有关边疆研究的出色成果。它设有专著、译述、书评、边地通讯、边政资料等栏目,内容涉及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史地等问题,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有了深入的探讨。

《边政公论》创刊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身处大后方四川的编者们,为什么要创办这一刊物呢?该刊发刊词中有明确的解释:

“因为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已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病症未认清,当然无法下药。基于这种原故,所以现在有关边疆的一切建设,都尚未能如我们理想中所预期的急速地进展。无论政府机关学术团体以及热心边事的人士,都已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而展开其研究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恰如韩信将兵似的:多多益善。不过,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策相配合。”

这段文字,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边疆研究功能与任务的主流认识,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读,其基本主张亦无过时之感。只不过不同的时代,“学理”和“国策”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而已。

这里再交代一下抗战胜利后禹贡学会的情况:1946年3月10日,禹贡学会召开第一次复员会议,不久内战爆发后,因通货膨胀、经费拮据等原因,学会工作再陷停顿,《禹贡》半月刊亦未能如愿复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据《顾颉刚年谱》所载,1953年9月,“禹贡学会与中央民族学院立契约,将旧存图书、杂志、报章等借与彼”,学会也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中国边疆经略史》《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等学术专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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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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