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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2017-04-13 16:02:51作者:关愚谦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我这辈子经历很复杂,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怪人”。

日本侵略时期,我当过亡国奴;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那时候,我看到英美的战舰停靠在上海滩,美国大兵在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路)荷枪实弹巡逻,头盔和臂章上写着MP(military police,宪兵)。我年纪还小,就想:我们国家不是胜利了吗?为什么美国大兵要在大马路上来管我们的治安!?外国人不应该到我们家里来啊!

我也亲身经历过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那天我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各个学校的同学,通宵没睡,从学校一直走路到天安门。下午3点钟,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权啦!

今天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在倚老卖老,但这些重要的历史画面,我确实都亲眼看见过。

“一扭、再扭、三扭”

回想那个年代,我很年轻,很喜欢文化和文艺。一开始,英美文化对我影响是很大的,1946到1949年之间,我们都在唱西方的爱情歌曲。到了1949年革命胜利,我们又唱起“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从上海到北京报读燕京大学外语系,是学英文的。可组织上突然找我说,你英文不错,决定分配你去学俄文,我就从燕大外语系转到外国语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的学习课程,也从西方文化和文学,一下子转到了苏联文学。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发生了很大转变,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了。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思想也只有“一扭、再扭、三扭”。

你们设身处地替那时候的我想想:一个中国人既带着从小受熏陶的东方文化传统,又受过英美系统的西方教育,然后接受了苏联的马列主义的再教育,是不是有点像思想观念上的“混血人”?总之,那会儿脑子里是一片混乱的。这为我后来有机会在欧洲长期生活时,总是带着一种多元化的眼光看世界,观察对比中西方文化,思考世界为什么会变化成这个样子,有意无意地埋下了伏笔。

后来很多人会问我:像你这么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还是跑到西方去了呢?他们确实都不太理解。

我先说说,那时候我爱国爱到什么程度?毫不夸张地讲,如果地上有一颗定时炸弹,我会为了保护祖国和人民,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宁愿牺牲自己!

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鼓励群众向组织提意见。我那会儿年轻,才20多岁,单纯可爱,既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积极响应号召,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和困惑:比如为什么“三反”“五反”把工商企业资本家都打倒了?为什么搞“肃反”让老干部及他们的家庭遭殃?好家伙出问题了,“反右运动”一来,我就打成了极右分子。

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我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早就对我有成见。那时候我负责陪同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城楼边上,如今的国家博物馆对面的一栋小楼办公,天天跟部长们一起打交道,大概也自以为了不起吧。我的领导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革命干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大学生。

我当然不服气,是领导主动让我提意见的,而且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我是名副其实的“红五类”(通常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编注)家庭的子女,怎么可能反对党反对革命?我父亲那时候在上海,后来当过副部级干部(关锡斌,又名管易文,1954年起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编注),一听到消息很吃惊,赶紧打电话到北京问:我儿子啥时候变成极右分子了?最终我的“罪名”有所减轻,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还是要发配到青海去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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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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