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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如何用货币理论捍卫纸币信用
2017-03-25 09:58:52作者:徐瑾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回看中国金融历史,宋朝的转折意义巨大,尤其是交子会子等纸币诞生堪称世界之首,而其运作不乏成功之处,其中南宋孝宗期间颇为值得一说。

  宋孝宗是南宋第二位君主,被认为颇有作为,岳飞案件的平反为他获得不少政治加分。他的身份是宋太祖七世孙,他的登基其实也使得南宋帝位从宋太宗序列回到宋太祖序列。他于1162~1189年在位,接近30年的执政时间使得南宋颇有起色,有“乾淳之治”之称。

  在他治下的淳熙年间(1174~1189年),会子基本与钱等同,出现“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等记录,甚至有“楮币重于黄金”的说法,所谓楮币、楮券等,都表示纸币,因为楮皮可以造纸,往往楮也表示纸,纸币多用楮皮制成。我的新书《白银帝国》讨论了当时会子运行情况,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淳熙年间也说会子和钱会中半制度的效用带来“会子自贵”,“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此无他,轻之故也。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此无他,稍重之故也。”

  会子的使用离不开商业的繁荣,商人竞相选择会子除了便利保值之外,还因为当时金银需要缴纳一定的税收,宋孝宗本人也表示自己因会子“几乎十年睡不着”,认为“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即已经意识到会子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见南宋的经济微观调控能力经过实践的调试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随着会子普及,一度发展到不可兑换,官方期待俸禄、军费等支出部分尽可能多地使用会子,在赋税之类的收入部分尽可能少地收取会子,因此规定“九分现钱、一分会子”,结果事与愿违,会子的回笼速度反而加快。人们在和政府做交易的过程中,如购入茶引、盐引等,更多使用会子而不是铜钱,正如我在《白银帝国》中讨论,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南宋版本。

  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务实的南宋政府意识到只有给予会子和铜钱相同的待遇,才能真正使得会子被民间接受,因此取消了对于会子和铜钱的不同待遇,改用“钱会中半制度”,即在财政中铜钱与会子的数量各占一半,这意味着会子和铜钱的地位对等,发行会子的次年就规定钱会各半,“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除亭户盐本钱并支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海诸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给”。

  钱会中半制度随后有所反复,但是其基本原则在南宋一朝贯穿,当会子发行减少时,甚至一度引发会子受到更多欢迎。

  就货币理论而言,宋代更是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子母相权”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提出是在春秋时期,表示大钱和小钱之间的关系,东周鲁国史学家左丘明于《国语·周语》言:“货币之重者、大者为母,轻者、小者为子。币轻物贵,推行重币以市贵物,称母权子;币重物轻,推行轻币以市贱物,亦不废重,称之权母。”这句话的意思是铸币轻重大小应该与商品流通、物价水平相适应,重币用于贵物,轻币用于贱物,子母币相权而行。

  随着宋代纸币的出现与繁茂,“子母相权”逐渐变为铜钱和纸币(尤其是会子)的关系,南宋杨万里曾说,“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这一理论日后也引申到白银和铜钱的关系上,对于中国货币史影响颇深,总体而言体现了对于货币数量的控制与管理。

  钱会中半制度确定了会子的法律地位,但是会子的运作也受到发行量的限制。会子和交子一样,后来有了以界为发行期间的做法,原本是三年为一界,发行额规定为约1000万贯,到期会子可以得到替换回收。回顾会子的成功,其实秘密正是在于合理的准备金,同时控制会子数量,鼓励会子与铜钱等价。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欣赏会子的成就,曾经如此评价会子:“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 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

  然而,会子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即使有“子母相权”理论作为指导,在战争的阴霾之下,会子最终仍旧毁灭于滥发,这是《白银帝国》令人痛心却屡次发生的历史往事,总结其教训,对于今天更加重要。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新书《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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