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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何以“复归”?
2016-10-26 10:18:56作者:章永乐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放眼全球,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现象。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力作《文明的冲突》中曾反复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那些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往往都会积极地重建当下与前工业时代传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只不过再次验证了这一敏锐观察而已。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十余年,他周游列国,考察政俗,以系统更新后的“三世说”(源于公羊学派对于古代经典《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与发挥,认为人类社会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之中循环,康有为将其改造成一种线性的进化论)为框架,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前途。他的名篇《大同书》,是对“三世说”的深化发展,他的“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虚君共和论”、“儒教国教论”等等,莫不在“三世说”的框架之中展开。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康有为的“儒教国教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所切中的,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对的“人心秩序”的问题。一些认同“新儒学”或类似思想的学人群体,也从中获得了激励和启发,试图将百年之前康有为提出的命题接续下去。

  “大同”“小康”

  但是,模仿西方基督教建立有形的教会,乃至获得“监国”的地位,从而在官方之外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且不论是否具有现实操作性,它符合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吗?它真正有利于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吗?对于宗教信仰多元化背景下的中国边疆民族治理,它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这种种话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不管怎么样,正是知识界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议,使得各方不断回到康有为当初的论述,反而让沉寂多年的“南海圣人”有机会“重出江湖”。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晚年的政治思考与近三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存在着某些精神气质上的亲和性。中共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本来就选择性地继承了一些康有为的思想,尤其是经过他阐发的“大同”与“小康”理念。毛泽东时代求“大同”,邓小平时代讲“小康”,目前官方也是将“大同”作为远期理想,“全面小康”才是近期的工作目标。

  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生前仅发表片段,他担心书中观点被用来反对他当下的实践主张,晚年尽量予以淡化,强调中国未具备合适的历史条件,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论述面临的历史处境,不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吗?

  既然都是强调循序渐进,当年康有为的一些观点,对近百年后的今天的社会治理,也就有了一定的参考意义。康有为预设了一个演变中的国际秩序,晚清中国正处于“据乱世”,面临剧烈的国际竞争。在他看来,中国的政体选择,必须审慎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中国本身是个内部差异很大,也存在某种潜在离心力的国家。康有为曾说过:“以政体言之,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道路未通,种族不一,非有强力之政府,必不能统治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要做到遏制离心力,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参与国际竞争。

  比如说,1913年编制《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康有为考虑到中国政党体系的发育尚不成熟,就将重心放在行政体系而非立法权上。该草案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自主任命国务员和驻外公使的权力,同时却不赋予议会以倒阁权,议会在康拟《宪法草案》中的核心权力,仅限于立法和批准预算。按照这种设计,民国政府的议会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与总统长期对立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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