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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回望”康有为
2016-10-25 10:20:03作者:章永乐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且其性质亦有实不宜于现时者乎。以故动辄得咎,举国皆敌。无他,出世太早而已。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作于1901年)

  1927年3月31日,虚岁七十的康有为病逝于青岛,屈指算来,至今已近90年了。

  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传统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个人形象,从鼎盛时期的戊戌变法开始,经历了一个日渐褪色的过程。

  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被视为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物。然而,在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之后,康有为却显得越来越“保守”:他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在海外持续论战;1913年回国,又极力鼓吹立孔教为“国教”,持续不断地批评共和制度,并策动1917年6月的张勋复辟;直到20世纪20年代,康有为仍然游走于各派军阀势力之间,寻找支持君主立宪的力量。

  从主流的眼光看,康有为的确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甚至变成“反动势力”了。反观其弟子梁启超,除了晚年拒不接受国共两党之外,基本上保持着一个“与时俱进”的形象。

  但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年,康有为反而获得了知识界异乎寻常的关注,以至于出现所谓“新康有为主义”的提法,其热度大有超过人气一直很高的梁启超之势。到底原因何在呢?

  时势英雄?

  康有为身后名声不佳,除了其思想理念与政治实践,跟20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势背道而驰外,还因为他的道德操守存在诸多瑕疵:在戊戌变法中急功近利,激化帝后矛盾,导致改革形势逆转;多次伪造文件,篡改原始记录,夸大自身在变法中的作用;巧取豪夺他人收藏的文物;个人私生活也不甚自律,授人以话柄。总之,所作所为,与“南海圣人”的名号实在难以相称。

  古语云:知人论世。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政治事业是否成功,人品是否高洁,都不是决定一个思想家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贪污受贿的英国人培根,把好几个亲生孩子送进育婴堂的法国人卢梭,与纳粹一度走得很近的德国人海德格尔与施米特,何以至今仍然享有盛誉。

  关键在于,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准确触及不同时代的重要关切。康有为之所以能在21世纪之初悄然“复归”,与当代中国的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他曾备受新派人士(以革命党人为代表)诟病的若干主张,如晚年对“君宪”的坚持,很难再引起今人的切肤痛感,而其另外一些论述,却因为接近我们当下的关切,获得了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经过20世纪漫长的曲折动荡与艰苦奋斗,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进程取得可观的成就,当初困扰康门弟子梁启超的许多难题,如今迎刃而解了。中国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一盘散沙、打不赢仗、推不动工业化的旧中国,而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折算,2014年中国的GDP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也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齐全的国家。

  但在安全与温饱问题大体上解决之后,情感与归属之类的“软性”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逐步成型,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各阶层民众日益感受到心灵的空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一些人更倾向于从近代西方全面入侵之前的本国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官方也倾向于有选择地吸纳这类传统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近一二十年来儒学的复兴,即所谓“新儒学”或“国学”热潮的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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