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首页>王亚煌
人口调控为啥沦为“饥饿营销”?
2016-11-23 14:22:29 来源:中国经营网

  最近,一篇《控制人口规模对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有害无益》的文章很火,文章提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其承载人口完全可以达到5000万。

  北京到底可以承载多少人口,是环境学家和社会学家去共同研究的事,我们不便于讨论。但是,通过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抑制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确实在实践中失败了。北京变成越赶人越多,越疏解越聚集的局面。这不由让我们思考,究竟是政策执行不到位,力度还不够大?还是政策本身有问题?

  笔者自然是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的。北京的人口压力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大为放松,以前进京还需办介绍信,现在我们想去哪里都可以,虽然福利上依然与户籍捆绑,但从行为上已经没有了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在就业岗位数量与层次,以及公共服务供应上也都形成了巨大差距,在中央集权制背景下首都的全方位优势只会越来越强,这就导致了人口的自然趋利性流动。不只是在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现象也很普遍。

  面对这一难题,过去大城市地方政府都纷纷采取了“堵”的方法,人为设线画圈。采用了高分准入和严格限制的办法,这样非但没有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反而导致了合法性迁移资源的稀缺,当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以及人口的恶性聚集。事实证明并不成功。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城市人口控制正如饥饿式营销一样,这种在商业上能成功的做法,在公共管理上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其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供给越少,需求越大。饥饿式营销的精髓在于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假象”、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目的。而我们在城市人口控制上却与此高度相似:一线城市户籍的高准入制度,使得其长期保持高需求状态。因为供应量少、获取难,所以其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阶层标示,甚至带有了其他属性,受人追捧。此外,饥饿式营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品的优质性,甚至是独一性。人口控制也是一样,为何人们在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还纷纷涌入大城市,其最大吸引力还是来自于大城市较好的城市环境,完善的公关设施,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高标准的公共服务。

  那么两者导致的结果也很类似。饥饿式营销在成功的同时也有不少副作用,例如由于需求过大,导致了水货的泛滥,非正常途径购买者的大幅增加。城市的人口控制则导致了户口地下买卖生意的流行,和未被政府认可的大量人口迁移。上次人口统计显示,中国有2亿多的流动人口。从学术上来看,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流动人口了,因为只有短期的、临时性的、势必还会回归的才能算作流动人口。而我们的流动人口大多已经在异地有稳定工作,定居了下来,可能只有过年才会回到自己的原籍地。政府之所以还将他们称之为流动人口,无非是因为没有获得官方户籍的长期居留许可。这种既成事实与官方政策的矛盾,对社会来说将会是稳定巨大的威胁。

  更为可怕的是,政府对此提出了一定要完成的指标。以国内政府的执行能力来说,只要是想完成的事,哪怕是在特定的某几天没有雾霾,都是可以实现的。倘若最后达成人口目标的方式是简单粗暴式的,强制式的,行政以目标为优先而非过程优先,将各种民意视为干扰杂项,那么达成目标远比达不成更为可怕。

  其实就世界发达国家人口迁移的经验来看,当中小城市发展起来并可以提供足够中高收入职位之后,大城市人口也就会出现回落。习总书记在提及人口控制时也说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这不仅要提升中小城市的硬件与软件条件,增强其竞争力,还应同步减少大城市的行政资源优势,削弱其吸引力,让更多行政可调配的资源流向二三线城市,而不是在首都与省会聚集。唯有这样,才能化堵为疏,有效缓解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继续把资源重金砸向北京,又严防死守的限制人口增长,不失败才见鬼了。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王亚煌

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系,专栏评论员。供职于政策研究室,常年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海外政策环境评估、医疗与互联网行业政策分析工作,并为企业投资提供政策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