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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官场劫
2017-05-06 10:26:56 来源:中国经营网

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初十,即湘军攻陷天京还不到一年零三个月时,正北上徐州督兵剿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突然收到清廷中枢“另有任用”的谕旨。几乎同时,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接到催促其迅速移驻河南的命令。

一旦“调虎离山”,清廷公布了后续的人事安排:

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

得悉旨意,身在前线的曾国藩认为中央“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很不开心。在后方为老师筹备粮草补给的李鸿章,则“反复筹思,似难尽妥”,也深感不爽。

刚刚挽救清廷于危亡之中的湘淮系两位大佬如此烦闷纠结,是对接替者吴棠本人的不满,还是嗅到了一丝来自紫禁城深宫中不祥的气息,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呢?

“天子知名淮海吏”

清廷属意要取曾、李而代之的吴棠,到底何许人也?

吴棠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也算同治中兴名臣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吴氏去世后,清廷赐其谥号“勤惠”(有清一代享此谥号者仅有两人),称赞他“老成练达,办事勤能”,“保卫地方”以及“克尽厥职”。简而言之,吴氏一生为官有四大特色:

其一,务实。吴棠是泗州盱眙人(老家在今安徽省明光市三界镇),出身寒微,据说家里穷到灯油火蜡都买不起,他年少时“读书恒在雪月光明之下”,且经常交不出学费,其母唯有以自酿米酒馈赠老师。正因生长于民间底层,吴棠深知百姓疾苦,通晓市井百态,从政之后由县官做起,颇能体恤民情。每逢辖区内发生灾荒,他必奔走于烈日下,查看实情,开仓赈济,民众常常为其劳碌而落泪。

其二,勤勉。吴氏为官近三十载,在清淮地区(淮河与大运河交汇的淮安府一带)任职达17年之久。自古两淮(泛指苏皖两省淮河南北地区,或指“江淮”,即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淮东淮西地区)“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乃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又是漕运重地,正所谓“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吴氏长期扎根于此,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接连擢升为江宁布政使(江苏省副省长)及漕运总督,治河有方,运粮得法,征盐无过,其优良作风在朝野均有口皆碑。

其三,善守。咸同年间(1851~1874年)的两淮,兵火不绝,太平军、捻军此起彼伏,吴氏一介文官,还得带兵打仗。从咸丰三年至同治元年(1853~1862年),时任清河县(今江苏淮安市)知县的吴棠召集乡勇,倡办团练,三度保卫城池不失。那时候坊间曾流传一则掌故:转战十余省、攻城略地无数的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慨叹天下州县官员之中,有七人最令其忌惮,分别是六合县知县温绍原、天津县知县谢子澄、济宁直隶州知州黄良楷、清河县知县吴棠、柘城县知县祝垲、上海县知县刘郇膏及河内县知县裘宝庸。吴棠为战场上的对手所“称道”,足见其“善守”之名不虚。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听话。曾任安徽巡抚的晚辈同僚裕禄对他有如下评价:

“受朝廷特达之知,应时事艰难之任,其忠勤之恳挚……综计服官三十年,励己之清勤,爱民之肫切,有如一日,至于临大事决大计,毅然任之,不为众挠”。

说白了,吴棠由一布衣出身的落第举人(他道光末年赴京参加会试落选后,受惠于清廷特设的“举人大挑”政策得授知县),十余年间跃居漕运总督的要职,“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归其节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坚决服从上级领导、忠实贯彻中央政策、执行力极强且毫无骄奢二气。这等干部人才,清廷自然乐于破格重用。

吴棠实授漕运总督的第二年,即同治三年(1864年),湘淮军与太平军在天京城下决战前后,清廷又传旨“江南、江北粮台,着责成曾国藩、吴棠”分别办理。很快,吴棠不但在江北粮饷分配上说一不二,且全面掌控辖区内军事与民政。漕、河、军、政、粮五大权力集于一身的他,打破了清朝沿袭多年的惯例,堪称一时异数。连竞争对手李鸿章也不得不点赞一句:“天子知名淮海吏”。

“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清代有“天下八督”之说,即直隶、两江、湖广、两广、闽浙、四川、陕甘与云贵八位总督(清末最后几年才增设东三省总督),而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堪称优中之优,要中之要。直督拱卫京师,地位无须赘言,江督管辖现在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正是“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康熙帝语),所征之田赋、漕粮、盐税、商税,“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你说重要不重要?

在对抗太平军的十多年战事中,湘淮系势力不断壮大,苏、皖、赣三省作为主战场,自然逐渐落入其掌握之中,江督之位,舍我其谁?故咸丰十年(1860年)夏天,湘淮系领袖曾国藩顺理成章获得实授此职。按李鸿章的说法是,“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可此时的吴棠,虽无“江北巡抚”之名,却有“巡抚江北”之实,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竟不能过问辖区内的全盘事务,反而不时受人掣肘,难免要皱皱眉头。

从清廷方面来说,因漕运总督已无漕可运(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入海,大运河受洪灾波及,漕运一度瘫痪),朝野一片请求裁撤之声,中枢却偏偏对吴棠委以重任,目的很清楚:一来寄望“善守”的吴棠尽力保全江北,阻止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沿运河北上,并为前线的湘淮系军队提供军饷与后援;二来则有意扶植吴棠,试图以其经营多年的江北力量,来控扼如日中天的湘淮系统。

湘淮与江北这两大地方实力派,战时携手杀敌、形同左臂右膀,如今在清廷中枢的苦心布局运作下,彼此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同治三年七月,即湘军攻陷天京之际,清廷借御史陈廷经之口,向曾国藩、李鸿章发出了第一次试探。陈廷经给两宫太后上奏折,建议“跨江、淮而为省”,后者顺水推舟,将皮球踢给曾、李,征询两人的意见。对于两宫“垂询”的真实用意,曾、李哪有不明白之理?熟读经史的曾国藩,马上引经据典回复道:

“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

言下之意,江北、江南一体由来已久,勉强拆分反为祸害。他随即进一步断言:

“臣愚以为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也就是说,江山稳固与否,关键在疆吏是不是“贤人”,而非搞行政区划调整这种空有声势的“大动作”。收到曾国藩委婉而又坚定的回复,两宫一时也无可如何,“划江而治,江北建省”的想法只得作罢。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同年九月,自陕西东下欲救援天京而不及的捻军赖文光部,在湖北击溃清军,清廷急令曾国藩驰赴鄂、皖交界处围剿。十月十三日,曾国藩接旨交卸两江总督大印,命李鸿章署理,李的江苏巡抚一职,则由吴棠署理。这就是前述清廷“调虎离山”计的第一步。

“两江在,湘淮存”

令曾、李二人十分不悦的是,战场硝烟仍然弥漫,朝廷便急于收回局势危殆时不得不下放的权力,“飞鸟尽,良弓藏”,莫此为甚。

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大倒苦水,“实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欲)奏明精力已衰,不堪再任军务,趁此解去兵柄”,大有撂挑子不干的想法了。不过他私函里虽心灰意冷,给朝廷的奏折上仍不敢公开说不,“遵赴皖、鄂交界督兵,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分明是欲行又止,以“拖字诀”应对。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李鸿章,可不像刻意修身律己的老师那样对官场萌生倦意,他一面致函曾国藩,声称“苏沪大小庶政,均由鸿章手裁,已非一日,其军务条分缕晰,竟有司道所不与闻、他人不得综理者”,新来者要“署理”不是那么容易,希望老师不要即刻启程,为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另一方面,李居然不避官场忌讳,径直与吴棠通声气。

他给吴棠的信中,既暗示吴氏南下接管江苏的日期可适当延后,又明白表示,“现全省肃清,旧章已复,江北各务应由督署主持,庶无纷更掣肘之患,阁下当以为然也”,朝廷让我李某人署理两江总督,必须名实相符,江北、江南应合二为一,都归我管。这不仅将湘淮系的“小九九”和盘托出,亦可视为对吴棠的警告:你别妄想踏过长江半步,将来咱们还要染指江北呢!

吴棠有朝廷旨意撑腰,本可底气十足地反驳李鸿章,可能他也是忌惮曾、李显赫的军功与声望,以及湘淮系的强大实力,自己先打了退堂鼓。他上书朝廷主动让权:“江苏肃清,督臣已驻江宁,所有江北事宜,臣可无庸兼管。”

曾国藩、李鸿章这对督抚师徒赖着不走,吴棠这个过河卒子竟要掉头,清廷一时无奈,只好再度妥协,以湖北军情放缓为由,谕令曾国藩毋庸前赴安徽,李、吴二人也各回本任,暂且维持现状。

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可知道,本文开头提到的同治四年九月清廷给曾、李二人下达的谕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坚持收回两江大权的又一次尝试。由此也预示着,清廷中枢与湘淮系对江淮地区掌控权的暗战趋于白热化。

好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没把话完全说死,在这份谕旨末尾有云“曾国藩等接奉此旨,彼此函商。如果意见相同即著迅速覆奏,再明降谕旨,分饬遵行”,多少给曾、李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曾国藩何等老辣,自然洞悉朝廷本意。他一时左右为难,在家书中坦言“李(鸿章)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两江在,军饷足”,这是湘淮系不愿放手的一大缘由。李鸿章为此事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同意老师对两江为“饷源、洋务重地”的判断,又明确表达了对继任者的不信任:

“吴(棠)、丁(日昌)诸君空拳坐守,素少威望,其何以备缓急?……(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或多变局,乃中旨遽先派定,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

李鸿章猜测朝廷这般安排,分明已对湘淮系“似有成见”,事既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话说得很明白,非湘淮系人物势必须拒斥,可见“两江在,湘淮存”,实乃他们不愿放手的又一个缘由。

“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

或许是受到弟子来函的启发,或许也因为“斗争”形势紧迫,不能再拖,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即接获朝廷有关江淮地区最新人事安排的谕旨不到十天,曾国藩便向中央呈上一封长折,“摆事实,讲道理”,申明自己不愿离职北上的因由。此折堪称曾氏一生所撰巨量奏折中之“上品”,值得细读。

奏折一开篇,曾氏详细剖析当前形势:

“目下贼势趋重东路,不特秦、晋(指陕西、山西)暂可无患,即宛、洛(南阳、洛阳,代指河南)患亦稍轻,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

因此,即使李鸿章赶赴河南,也“无可剿之贼”。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部一旦西行,必定造成东部空虚,难道朝廷宁愿“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是李鸿章之无兵带赴西路,时为之也,势为之也”。

接下来,曾国藩摆起老资格,给年轻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普及了一番任用干部的规矩。中央不是执意要提拔李宗羲与丁日昌吗?李宗羲本年年初刚刚署理两淮盐运司,后“迭擢安徽臬司(按察使),江宁藩司(布政使)”,“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再说“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则更不济,之前在江西知县任上犯了过失,三年后方才官复原职,近年来“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

话里话外,无非告诫中央,不论资历、经验,还是能力、名望,李、丁二人皆不符合封疆大吏之要求。若强行破格提拔,势必引来朝野之质疑,不仅不利于其成长,也会给保举他们的高官带来风险,实不如“循资渐进,多经磨练”,才是培养干部的正道。

随后,曾国藩又罕见地一改昔日平和文风,专就清廷下旨让曾、李、吴三人商议江督、苏抚人选的做法,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官吏任免,由君王乾纲独断,这是政治规矩,不可违犯,“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让外臣干预君权是犯大忌讳的。

如此一来,曾国藩抢占了“忠臣”的道德制高点:自己这是为大清的祖宗之法着想,又勇于替两宫分忧,力保其明君贤后之名啊!不过,曾氏此言确属一招险棋,如果中央有心要“办”他,不正好扣上一个“妄议朝政”的罪名吗?看来一向老成持重、城府极深的曾文正公,在切身利益受损的关头,亦不惜冒险以非常手段捍卫之。

通观整篇奏折,曾国藩不提关键人物吴棠半句,也绝不触及粮饷、士气之类敏感词,只从全局、用人与治道入手,层层说理,娓娓道来,端的是高屋建瓴,举重若轻。

在此折末尾,曾国藩特意交代“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意在避嫌。明眼人都清楚,他肯定不会找吴棠商议,但必定早与李鸿章互通声气。果不其然,此折呈上二十天后,李鸿章又递上一折,提出移师河南的三大难,即“兵势难远分也”“饷源难专恃也”“军火难常接济也”,与恩师前后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有服善受言之雅,无护前争胜之心”

曾、李师生二人连上两折,本来暗自盘算清廷中枢不知又会放什么“大招”,孰料日子一天天过去,竟然不闻回音,难免有些心焦。曾国藩在私信中再次萌生退意,“若少荃不在两江,军饷断难应手,吾不能不引疾告退”。

其实中枢怎会无动于衷呢?想必此事棘手,两宫太后与刚复出不久的恭亲王奕䜣(同治四年年初他遭到“揽权徇私”的弹劾,慈禧趁势取消其“议政王”封号,削夺实权)诸人正为如何处置紧急密议,但一时也无良策吧。

此时“剿捻”战事又再吃紧,满蒙名将僧格林沁与多隆阿先后战死,除了战功赫赫的湘淮系,“孤儿寡母”的同治政权还能指望谁呢?权衡再三,他们也只好顺坡下驴了。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清廷发布了一道新的上谕:

“现在贼势趋重虞城(属今豫东商丘市),张树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阳仅止张总愚一股,自不必再事更张,即著毋庸置议……吴棠于清淮情形最熟,并著严饬防军,视贼所向,迎头截剿,不令阑入里下河(大约包括今江苏省江北的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完善之区,以副委任。”

李鸿章不用劳师远征河南,吴棠留守江北原地不动。攻下天京之后不到一年半内的第三次两江争夺战,又以清廷的妥协告终。

中央定要夺回两江控制权,湘淮系觊觎江北地盘不已,经过三番两次的折腾,夹缝之中的吴棠已是身心俱疲。当年十二月,他因“血亏肝郁,肋痛怔忡”之故,奏请赏假养病。旁人都看得明白,吴棠得的是心病,朝廷拿他当“削藩”的棋子,曾、李的湘淮系则视其为傀儡,他好歹也是官居漕督的一方大吏,满腹抑郁不平之气何处宣泄?

同治五年八月,也许是为了施恩抚慰,清廷命吴棠调任闽浙总督,接替赴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李鸿章随即上折直言“吴棠部下现实无整支劲旅可当一面者”,“可否饬下该督臣,假满后迅赴新任?”夺江北之权心切,溢于言表,连曾国藩也批评他“未免痕迹过重”。但无论如何,唯一强劲的对手吴棠一走,曾、李师徒坐稳两江总督之位,江淮地区就顺理成章地完全落入湘淮系囊中了。

回顾同治三年至五年之间两江督抚争夺战的全过程,对中央阳奉阴违的湘淮系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得偿所愿,吴棠在关键时刻作风偏软,当是一大原因。

民国时期的掌故名家黄濬比较过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之禀性,认为曾氏“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左氏“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正因二人“赋性绝不同”,才能针锋相对,难分伯仲。而反观吴棠,深沉有欠,阳刚不足,循吏本色,难堪疆臣之任。故清廷欲借他一己之力来掣肘湘淮系,似非明智之举。

善于识人的曾国藩,后来对吴棠也有简短评论云,“有服善受言之雅,而其自处亦无护前争胜之心”,“殊愦愦”也。这一印象,恐怕主要来自于当初两江督抚之争时的观感吧。

从清廷中央的角度而言,三度收回两江控制权不成,折射出“同治中兴”浩大声势下的尴尬现实:“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督抚办洋务”的模式反而大行其道。

“两江在,伏莽靖”?

这个中央与地方缠斗角力的故事,最后还掀起一道不小的波澜。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终将曾国藩北调直隶,由时任浙江巡抚的山东菏泽人马新贻接管两江。然而不到两年,马氏便蹊跷地殒命于神秘刺客张文祥刀下,曾国藩又奉旨回任两江。为此,李鸿章特意致函恩师,内云:

“若(同治)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马新贻)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

所谓“负乘致寇”,出自旧典,原意是卑贱者背着人家的财物,又坐上大马车显耀,就会招致强盗来抢,引申为居非其位,才不称职,只有招致祸患。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浮想联翩:“两江在,伏莽靖”,莫非正是湘淮系坐拥江淮、不愿放手的第三个缘由? 所谓“伏莽”,究竟是何方神圣,缘何别人来当江督就是“负乘致寇”,唯有曾国藩方可镇压得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王学斌

文史作家,出版《大漠荒芜》《别样风流》《民国底气》《教我如何不想他》《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等著作多部,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